谈判桌上的折冲对抗

　　郑浪平 《不朽的光荣 -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十三章

　　　　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成绩”是，占领了中国
　　的东北、分裂了内蒙大部分地区，与特殊化了部分的华北。在这
　　些地方，分别建立了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蒙古军政府、冀东防　　
　　共自治政府，以及一个处于中、日之间，半自治状态的冀察政务
　　委员会。在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中国总计有一百五十
　　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千万人口，受到日本的占领与控制。

　　　　由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必须要在这种危急的局面之
　　下，设法与时间进行竞赛，对内推动统一以加强建设，对外准备
　　对抗日本的侵略行动。

　　一九三三年四月，正当中日两军在长城沿线火拼之际，南京的国民政府
已经展开全球外交的政略攻势，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以特使身份，周游欧美
各国，寻求列强的支持合作与谅解。这时候的欧美列强，对于日本近乎穷凶
恶极的侵略中国，破坏各国在华的门户开放利益，已有所不满，加上中国的
浴血抵抗日军侵略，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一些惊讶与敬佩，因此对华开始愿意
伸出一些援手。

　　其实欧美各国已经担心，假如继续放任日本侵略中国，终有一天会使得
日本独霸东亚，而妨碍到列强的利益。因此对于宋子文的到访，都给与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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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遇的接待。宋子文成功地取得美国的棉、麦贷款五千万美元，以及英国退
回庚子赔款四百七十万镑，协助中国修建粤汉铁路，以连接华南与华中的交
通。国联也开始派遣一些经济、科技与农业的专家来到中国，协助中国进行
工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国的复兴与现代化，就此开始露出一线曙光。

　　不但如此，就连德国、意大利也愿意提供军事顾问、出售飞机以及武
器、装备给中国，以协助中国提升战力，甚至连苏联也开始与国民政府进行
军事互访。一时之间，国际舆论对于日本对华的不断侵略，都有相当的反
感，对于中国的发展也开始有些认识 -- 当时的中国，不再只是一个落后、
封闭与濒于瓦解的国家，而是一个极力挣扎奋斗、追求进步与现代化的国
家。同时各国对于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浴血作战表现，也从口头的同
情，逐步发展到外交的支持与间接的军、经协助。

　　中国的奋励图强，以及国际社会这种对她认同与友善的态度，使得她在
国力与军力上，开始快速的提升，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它意识到这
是中国的“以夷制夷”之策，企图引进国际社会的力量，来抵消日本的独霸
中国企图。因此日本立刻展现霸权的蛮横嘴脸，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
本外务省的情报部长天羽英二，承外相广田弘毅的命令，悍然的发表干涉中
国主权的“天羽声明”。

　　天羽声明中明白的指出，日本对中国有特殊的关系，同时维护东亚的秩
序与和平，乃是日本的使命，因此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来往，绝对不能影响日
本在中国的支配性利益，否则日本政府有权加以抵制与反击；各国若是给予
中国军、经援助与借款，日本政府必定加以反对。日本政府的这个声明，根
本就是把中国当成其保护国看待。这种说法当然是没有任何的法理基础，纯
粹显示出日本强横霸道的野心，等于毫无法理原则的宣布“中国是日本的势
力范围”，公然要求国际社会同意，任由日本来宰割中国。

　　天羽声明可以说是完全地违背国际的外交惯例与立场，展现出日本彻头
彻尾的帝国主义强横作风，根本就把中国当成它的保护国看待。国民政府当
然对此事件发表严厉的反驳。中国国民政府理直气壮地认为，中国是一个主
权独立的国家，拥有与世界任何国家平等互惠来往的权利，日本根本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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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理由，干涉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蒋介石更是在江西前线，对军队发
表演说，采取更为有力的回应 -- 蒋介石誓在十年之内，击败日本，不但收
复东北，还要包括台湾。

　　日本的天羽声明，同样的激起国际社会更多的不满与反弹，国际社会认
为，中国既非日本的保护国，中国当然有权与任何一个国家进行交往，日本
绝对无权独占中国的利益。面对天羽声明，国民政府与国际社会对于日本进
一步侵略中国的行为，开始采取更为明显的对抗态度。

　　日本在发表天羽声明之后，立刻对于华北的各个军政势力，进行威胁利
诱的工作。无论是河北的于学忠，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察哈尔的
宋哲元，都先后受到日本极大压力。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季，华北大有脱离南
京国民政府之危机。这时候，黄郛以华北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身份，利用高超
的外交手腕，在各种议题之中，成功的与日本周旋，缓和日本种种的挑衅，
并且疏导华北各个地方山头的分离力量。由于黄郛手上并无一兵一卒的直接
军力，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化解矛盾，与为中国争取宝贵的时间。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经过五次的动用兵力，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
完成对与江西南部以及长江中游地带共党苏区的攻战，接着中央军尾随红军
的“长征”，而正式进入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这是自从民初袁世凯
时代以来，中央政府的军力首次进入大西南的腹地，这也是蒋介石的抗日计
划中，最为重要的战略基地所在。蒋既然在军事与政治上，有了如此重大的
成就，当然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更为接近一个中央政府的规模，也就更有实
力来控制地方割据势力，以及对抗日本侵略的压力了。

　　因此虽然日本在华北，积极的推动分离运动，但是此时南京的国民政
府，已经非吴下阿盟的衰弱状况了。因此蒋介石在十月中旬，亲自飞往华北
各省，主动与华北各个地方势力的领袖会晤，并且特别派遣参谋次长熊斌，
携带中央的抗日战略计划，告知华北各军的领袖们，中央绝对有抗日的决心
与计划。幸而在此时，山西的阎锡山，立场表现得相当坚定，在他强力支持
中央的立场下，配合国民政府的实力增加，终于稳住了华北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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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邀请华北与华南的地方势力领袖参加。国民政府展现了新的军政团结
势力，大会相当成功统和了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抗日意见，蒋介石在十一
月十九日的大会上，代表国民党的中央，发表了“最后关头”的对日政策演
说。

　　蒋介石在演说中，掷地有声地强调，假如中国真的被日本逼到退无可退
的最后关头，中国绝对会不惜代价抵抗到底。这是自从清朝以来，中国的领
导人，最为公开与最为正式的表达了中国在必要时，会对日本毫无止境的侵
略，进行作战到底的坚定立场，使得中国动摇的人心以及分裂的派系，开始
出现了凝聚的力量。蒋介石清楚的指出，假如日本人的侵略与欺凌，真的要
逼中国忍无可忍，中国人会在最后关头到临之时，拼了全民族的生命，也要
与日本人进行历史决战。

　　事实上，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作风，在国际社会中已经面临遭到孤立的
危机，同时日本更加担心的是，自己在中国步步的侵略，迟早会引起苏联和
美国的军事反制，所以日本悍然的先片面废除华盛顿公约的海军造舰限制，
以及积极地在东北与内蒙建立战略腹地，都是准备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的
布署。日本对于一九三四年年底的华北分离运动，接近功败垂成，感到万分
的恼火，于是决定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动采取怀柔的姿态，减
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反弹，一方面决定由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出面，以军事
力量的恫吓，来推动华北自治方案，先将力量集中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与中
央分离，在推动华北山头的自治与独立。　

　　这时候，日本人确定黄郛无意接受日本的操纵，因此日本人决定与他摊
牌，而黄郛则感到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同时身心俱疲，因此在一九三五年
一月，以养病为由，离开北平任所，之后就拒绝回任，只留下何应钦在北
平，通协华北各个地方的力量，而与日军周旋。　

　　一九三五年的年初，日本表面上对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动进行一系列的
和缓外交，使得中日之间，一时出现了罕见的对话与接触，其实这是日本政
府和战的两面手法运用而已。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
日，在国会发表中日亲善的演说，广田竟然公开的指出，日本今后将不会再
以武力威胁中国了。二月一日，蒋介石则透过属下的名义，发表了《敌乎？
友乎？》的历史性重要文件，全面的检讨中日之间的问题、歧异，希望中日
双方都能在最后危机爆发之前，进行相互的谅解与合作，日方相当重视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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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所代表的立场，外表的反应是相当的友善。

　　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国民政府进一步的颁布“敦睦中日邦
交”命令，压制中国境内各种民间的排日组织与活动。日本外相广田更在三
月一日，发表演说，愿意与国民政府进行直接的谈判，以全面的改善中日之
间的关系。而到了五月七日，中日决定提升双方的外交来往等级，建立大使　
级的关系，并且进行改善中日关系的历史谈判任务。这些的外交活动，在表
面上，给中日之间带来和缓的气氛，事实上，日本并未停止或是减缓对中国
的侵略行动。

　　正当中、日藉着外交管道，开始协商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与危机之时，日
本政府同时通过了军部在华北进行军事恫吓的政策，并决定同时在河北与察
哈尔动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负责在河北寻衅，关东军则负责在察哈尔制
造事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日本驻
天津武官高桥，利用两名亲日的华文报纸社长，于五月三日在天津被刺杀事
件，对北平军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发出严厉的通牒，日本称这个事件为“河
北事件”¹。日本驻屯军竟然无理的指出，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在河北地区，
进行各种反日的不友好行动，才发生这样的暗杀行动。因此日军提出了干涉
国民政府在河北地区主权的无理要求，包括要撤换河北生长于学忠以及其他
反日的地方行政首长的职务、关闭国民党在河北的党部以及国民政府的情治
机关，同时将中央军调离河北。日本的目的就是把河北脱离国民政府的军政
管辖，而达成河北的特殊化。　

　　日本天津驻屯军少壮派军官的这项行动，当然得到日本政府与关东军的
支持，在交涉期间，不但天津的驻屯军举行军事演习的示威，关东军也动员
了三军的部队，在渤海与山海关一带进行演习，一时之间，大有不惜对华北
动武的架势，日本好像完全地忘记了日本政府不对中国实施武力威胁的“最
新保证”。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方提出最后通牒，何应钦在面对如此重大压力
___________
1 在战后的审判中，日本关东军供认，这两名亲日分子其实是日军刺杀的，目的是用来制造
事端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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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既然了解中央无法在此时与日本进行决裂的作战对抗，只有建议国民
政府对日方压力进行让步。六月十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对
策。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实在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授权何应钦在可能的范
围内，设法满足日本的各项要求，何应钦在当天下午通知高桥，中国方面对
于日本的要求，将完全的照办。

　　不过蒋介石指示何应钦，不能以文字协定而留下记录（这会产生国内更
大的政争），只能在口头上，接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钦在六月十一日以
简短的文字，告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华北军政当局同意日
本的各项要求，不料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却擅作主张，竟然自己拟定了文
件，加上更多的无理要求，称之为“觉书”，由高桥带给何应钦，要求何签
字盖章。这个做法当然遭到何应钦的拒绝，何并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同
意他拒签的立场。何应钦为了避免受到日本继续的施压，于十三日离开北平
南下，国民政府则动员部队在河南与陇海线待命。

　　此时中日在华北的关系，一度陷入高度紧张的状态，不过由于东京的军
部，以及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于日本只以军事威胁的姿态，就能迫
使中国在河北作出如此的让步，感到满意，因此下令见好就收，不得再借题
发挥。梅津于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布声明，宣称“河北事件”结束。日方称
中国对日本要求的让步为“何梅协定”。不过事实上是没有这个协定的文
件，只有中国接受日本要求的口头承诺²。

　　正当日本驻屯军刚在河北“压何”得逞之际，关东军则在六月十一日，
藉口在察哈尔张家口地区的中国守军，检查日军人员证件而发生冲突，又采
取军事的高压的恫吓，要求驻扎在察哈尔地区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向日军谢
罪道歉，同时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察哈尔长城以北地区，日方将此事件称为
“张北事件”。此时日本突然“又”决定，此一地区的大部分面积“应是”
满洲国的领土，同时日本准备支持蒙古人在这个地区搞独立，所以急于占领
这个地区。在日本关东军以军事威胁的高压下，国民政府最后也只有采取息
事宁人的立场，将察哈尔省长宋哲元调到河北接替东北军，并且由宋哲元的
部属秦德纯出面，与关东军旅团长的土肥原贤二，在六月二十七日，签下所
谓的“秦土协定”：中国方面同意撤退在察哈尔大部分地区的西北军，以及
___________
2 酒井隆擅自扩大事端，以自己制作的文件来欺压中国的代表何应钦，在日本投降之后，酒
井隆遭到中国军事法庭判决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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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国民政府在当地的党政机构，也就是等于把察哈尔北部让给日本来导演
“蒙古国”的发展。

　　日本在一九三五年的六月，利用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对华北发动军事
威胁，一举的得到了“何梅（口头承诺）协定”与“秦土协定”。这样在何
梅承诺中，日本强迫中央与东北军的力量退出河北省，以方便河北与国民政
府分离。在秦土协定中，日本等于控制了长城以北内蒙地区，以利制造蒙古
国的登场。这是南京的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把驻在察哈尔的西
北军调进河北接防东北军，把晋军的傅作义部，调往绥远地区，在内蒙的军
政重镇百灵庙，进行诱敌深入的战略部署。

　　接着日本冈田启介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利用日本在河北与察哈尔对
中国交涉的“成就”，通过了两个历史性的对华政策方针：

一、是由外、海、陆三省联席拟定的“对支政策”，内容包括了外相广
　　田的三个主要原则，一、中日亲善，也就是中国停止排日，不得与其
　　他国家结盟。二、中日满经济合作，要求中国给与日本在中国各种的
　　经济发展特权。三、是中日共同防共，日本利用防共成为干涉中国内
　　政与外交的重要藉口。这个“广田三原则”，就成为日本对中国外交
　　侵略的方针。

二、就是由陆相川岛义一所提出的“鼓励北支自主案”，下令日本驻华的
　　关东军与驻屯军，充分利用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作为基础，全力推动
　　华北五省自治，以彻底消除华北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向心力。

　　这时日军对于河北的分离，几乎已经是志在必得，在中央军领导人何应
钦离北平南下，中央军与东北军也相继的依照何梅承诺撤离河北，河北就出
现力量真空状态，日本当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对刚接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
哲元，施加压力，希望宋哲元能够同意日本人的政治设计，宣布河北脱离国
民政府而独立。宋哲元面对日方的强大压力之下，实在是难以应付（当时土
土肥原几乎每天几次的找宋哲元施压），宋只有一再急电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
石，要求南京赶快派出军政大员，北上处理日方的压力，否则他与二十九军
将难以独立承担河北的局面。一时之间，宋哲元可能在日本压力下，宣布河
北独立自治的谣言，已经成为日本每天预报的政治新闻。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感到河北的事态非常的严重，国民政府在几经商量
之后，最后还是决定派遣何应钦再度北上，与日本方面周旋，国民政府于一
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式撤销军委会北平军分会的组织，以减低日本的
压力，同时授权何应钦全权处理与日本的交涉，并且同意由宋哲元出任河北
的军政负责人。

　　何应钦实在是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凌，但是在国民政府无人可派的状况
下，只有再度勉强上任。正当此时，日本方面又重施故伎的动员关东军与驻
屯军，在长城沿线进行扩大军事演习，摆出一幅逼宫架势，同时由关东军特
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再度出马，对宋哲元等人，一再的进行游说，并且摆出
高压，迫使宋哲元不得不发表华北自治的意见，使得华北再一次面临分离的
危机。

　　幸而此时何应钦赶到北平，宋哲元则以生病为由，把与日本交涉的重
任，推给了何，土肥原眼见暂时无法逼宋哲元就范，只有拉拢殷汝耕等汉奸
政客，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划为停战地区的冀东地区，成立了所
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为河北局部“自治”的第一步。这是日本在
关内地区所导演与掌控的第一个汉奸傀儡组织，并作为日本建立华北国的地
区试点。

　　重返北平的何应钦面对这种状况，在与西北军将领和地方军政领袖反复
协商之后，终于决定创设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特殊组织，来统领河北
与察哈尔的军政事务，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取法国民党两广派与南京分
裂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名称与架构，以敷衍日本要求河北分离的压力。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权属于中国，但是运作上，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
政治组织，由宋哲元出任委员长，政务委员会包括西北军，以及地方军政领
导人，当然也有亲日的汉奸。何、宋的这个政治妥协设计，于十二月十一日
回报南京，得到国民政府勉强同意。而在日本方面，由于一方面没有真正动
员作战的准备与决心，一方面也是受到英美等国的外交强烈压力，因此日政
府虽然不满意河北没有正式的独立自治，但是还算可以接受河北与察哈尔已
经特殊化的发展。而日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从这个政务委员会下手，以推
动华北的分离运动。总之，日本的策略，就是非要把河北与察哈尔从中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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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出来不可。

　　日本在企图制造河北、察哈尔与中国分裂的时候，也开始同步推动“蒙
古国”的建立。因为根据日本的大陆政策，分列满蒙是侵略中国的基础，日
本既然在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并且于次年建立了
由日本操纵的傀儡满洲国，对于如何控制蒙古，也必然会积极的开始行动。

　　事实上，苏联已经早先几步，在清朝末年就开始在外蒙古地区，大搞亲
俄的政治分离运动，造成外蒙古在一九一二年，曾经一度宣布从中国分离，
随后又在北京政府软硬兼施的操作下，回归中国。但是到了苏联共产党掌权
之后，藉口追击白俄政权的军队，而进入外蒙古，接着在一九二一年，苏联
乘着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内战状况之下，干脆主导外蒙古傀儡政权宣布独
立，当时中国根本就在奄奄一息的状况，那里有能力管到外蒙古的局势变
化，只有采取拒绝面对事实的不承认立场。

　　从战略对抗的角度而言，日本非常担心苏联会从所控制的外蒙古，居高
临下包抄日本所控制的满洲国，所以日本军部指定关东军应该以满洲国为基
地，负责运作、控制内蒙古。而原来在所谓“满洲国”的西部地区，就包含
不少的蒙古部族，所以关东军就将他们组织起来，向西发展，在关东军攻占
热河之后，更是扩大包罗了蒙古的其他各部族，更为日本将设立蒙古国傀儡
政权而铺路。

　　当时在内蒙地区，包含了蒙部五十三旗，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藩部领
土，这些蒙古部族，接受中国的号令，与汉人和平相处长达三百年。但是在
清末到民初，中国的衰弱与分裂，以及后来外蒙古的被俄国控制，都影响到
他们的对于中原的向心力。当时在这些蒙古的部族中，以德王最有政治发展
的野心。他眼看外蒙古“独立”，满洲国的分离，处处都证明中国已经处在
衰弱与分裂的状态，所以他决定把握机会，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德王一
方面与日本关东军接触，以取得奥援，一方面与国民政府谈判，要求建立自
治的蒙古政治实体，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只有设法安抚德王的要求，给予内
蒙部族高度的自治。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在内蒙的军政中
心百灵庙，设立了“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机构，由德王出任秘书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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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机构负责统帅内蒙古各部族，并且实施相当程度的自主与自治。

　　国民政府的这种做法，满足了相当多的蒙古部族的需要，但是对于想要
完全独立为王的德王而言，还是不够。他受到日本威胁利诱的影响，决定依　
赖日本的支持，来建立一个继承成吉思汗丰功伟业的“蒙古大元帅国”。德　
王绝对没有想到，日本之所以支持他建国，其实只是日本执行侵略中国之大
陆政策的一个步骤（征服满蒙），蒙古国如同满洲国一样，只是傀儡而已。

　　在关东军攻占热河之后，它就经常的越过察哈尔的边界，继续扩张“满
洲过”的领土。察哈尔的多伦地区，是内蒙东部的重镇，因此关东军擅自决
定在多伦成立了侵略蒙古的据点，好在内蒙积极进行各种的军事与政治活
动。不过由于蒙古大部分的部族，已经与中国建立长达几百年的深厚关系，
对于日本的拉拢与胁迫，缺乏热烈的反应，因此日本在推动蒙古分离运动
上，得不到太多的效果。于是只有动用关东军与满洲国的军事力量直接介　
入，并且拉拢有野心的德王，作为日本建立“蒙古国”的傀儡人选。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日本关东军与满洲国的蒙古相关官员导演下，伙
同德王等蒙古部族，在察哈尔的嘉卜寺，成立了内蒙军政府，由德王出任总
裁，当然这个内蒙军政府实际的军政运作，则是由日本关东军负责控制。但
由于德王所控制的领土，局限于内蒙的东部，而内蒙西部的各个蒙古部族，
仍然心向中国，因此他们决定摆脱德王的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绥远百灵　
庙另行建立自己的组织。这下可激怒了关东军，因此德王决定派遣军队，在
日军的支持下，入侵绥远，并其准备攻占百灵庙，以建立包括了全内蒙的蒙
古国。

　　这样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成绩”是，占领了中国的东
北、分裂了内蒙大部分地区，与特殊化了部分的华北。在这些地方，分别建
立了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蒙古军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一个处于
中、日之间，半自治状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开战之　
前，中国总计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千万人口，受到日本的占领与
控制。这样的中国，还有希望与日本对抗下去吗？

　　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外蒙古早已被苏联控制，新疆
也在苏联支配的势力范围，西藏则是由英国在暗中经营。就是在中原地区，
也分裂成三个不同政令的政治实体，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与西南政务委员
会。另外还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半独立状态的省机构，形式上遥奉国民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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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令，事实上，所有的军政运作，都是由其军事首长掌控，有如唐朝末年时
代，各个拥有兵权的节度使，形式上拥有唐朝政府的名号，其实却是独立拥
兵的“藩镇”。内部四分五裂、外有强邻侵略，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状
况。由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必须要在这种危急的局面之下，设法与时
间进行竞赛，对内推动统一以加强建设，对外准备对抗日本穷凶恶极的侵略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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