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关头之前的最后努力

　　郑浪平 《不朽的光荣 -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十六章

　　　　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南京的国民政府，开始与日本进行全面
　　的外交接触。国民政府仍然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尽可能的
　　让日本明白，中、日是处在“合则两利”的历史关键时刻，如果
　　两国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无论是谁获胜，最后都将会给西方帝
　　国主义，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占到便宜。虽然中国这种看法非常
　　具有历史的眼光，却仍很难让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真正的醒悟。当
　　然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利用外交谈判，拖延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爆
　　发的时间。　　

　　日本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以蚕食的方式，逐步侵略中国。因
此日本先抢占东北、再热河、再内蒙、再河北，一步步扩大对中国的占领。
但是这个政策的前提是，中国内部要继续不断地分裂，她才会继续对日本的
侵略让步。日本所担心的是，假如中国开始团结与复兴之后，终有一天会对
日本的侵略拒绝低头，而采取一场全面抗战的反击。所以日本要拿捏的，是
如何继续执行其大陆政策，而不致引起中国的反扑，也就是它将以和战互用
的手法来侵略中国。

　　时至一九三五年，日本蚕食中国的政策，开始遭到更大的阻力，因为这
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九一八事变前后，陷在分裂与落后的历史危机中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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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了---在这几年当中，国民政府采取军事与政治力量的交相运用，努力使
得中国的政治结构，出现了逐步统一的局面，国民政府也凝聚了建设与发展
的初步力量。中国有了这样的基础，就开始与日本进行交涉与周旋，对日本
的侵略也不再一味的退让了。

　　为了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决战，日本开始推动对中国和、战两手并进
的攻势：在外交部门，是执行广田三原则的政治谋略，企图以外交手段与南
京的国民政府进行交涉，目的在迫使中国政府放弃对抗日本的政策，而沦为
日本独特势力范围支配的保护国；而在军事部门，则直接在华北对地方的军
政负责人施压，企图迫使他们放弃与南京的联系，而接受日本的华北自治方
案，也就是企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的主权脱离出来，而成为日本所控制的
殖民地。

　　不过，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国民政府成功地实施法币政策，并且推动国
家的农业改革、工业发展与交通建设，以及有计划的整编军队、大幅的改进
教育、开始成立与运作各级的政府行政组织，这些都是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表
现，假如能够再给中国五年的时间，那么中日之间国力的差距，必能大幅的
缩短；假如再给中国十年时间来建设与发展，那么日本还能不能与中国在军
事上较量，恐怕都有问题了。这就是当时中国领导人与部分有识之士的共同
想法：能否再为中国争取五到十年的时间，以完成更多的准备，这样中国就
可以有实力与日本进行争回国权的交涉了。

　　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先后击破红军在华南与长江中游的根据地之
后，接着需要着手解决的政治统一问题，就是两广与中央的分裂。虽然蒋介
石在政治上，对于两广的分离政府，采取以和为贵的低姿态，希望能够和平
解决两广与中央的歧见，在先后召开的国民党四全与五全大会中，不断的妥
协，给足两广代表的面子，但是两广的军政领袖，如胡汉民、邹鲁、李宗
仁、白崇禧等人，一直对于蒋介石怀有极深的防范与敌意，两广政府仍然整
军经武，同时经常派人与华北的军政势力进行联络，以随时准备与蒋介石的
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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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引爆中国的分裂与内战，以消弱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因此日本
多次派出与两广高层军政人士有过往的日本军政领袖，如松井石根、土肥原
贤二等人，前往两广进行反蒋游说。此举虽然没有达成收买两广政府的目
的，但是也建立了一些可以牵制蒋介石的政治力量。

　　而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甚至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接受日本的军事武
器援助，以强化桂军对抗蒋介石德式装备整编军队的能力。当然两广的政
府，一直是以南京政府“不敢抗日”作为反蒋的理由。两广政府领袖痛批蒋
介石的政策，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到塘沽协定，无一不是南京政府
“丧权辱国”的卖国表现。虽然两广政府反蒋的情绪极其强烈，但是它还能
守住中华的民族大义，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政府。

　　到了一九三六年，广东的政局有了很大的变化，五月，国民党的元老胡
汉民去世，邹鲁又被迫离开广州，广州方面由陈济棠控制大局，而此时南京
的国民政府已经肃清江西、湖南的红军，并且正在积极地修建粤汉铁路，因
此中央的力量已经向南发展，而接近两广的势力范围，因此造成其军政领袖
的紧张。于是两广的领袖决定先发制人，以日军在华北增兵、国民政府没有
决心与日本决战为理由，联络华北的山头势力，讨伐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
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两广政府正式出兵北上，进入湖南与江西南部，宣
言假如南京政府不对日宣战，他们将会进攻南京，同时两广政府派员到华北
进行游说，希望再组反蒋的军事同盟。

　　此时华北的军政领袖，由于经常在日军强大的压力之下，深知对日宣战
是非同小可的历史决定，他们虽然不见得完全愿意支持蒋介石与国民政府，
但是他们却了解，目前中国若是要对抗日本，必须团结合作，争取更多准备
的时间，并且绝对不能再开内战。所以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渠都
先后宣布，不参加两广政府的抗日救国军。华北的军政领袖，既然不愿支持
两广的军事讨伐行动，两广的抗日救国军也就更为人单势孤了。而此时蒋介
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但已经将军政力量扩大到了西南，同时在各方面的
建设与发展，都有了中央政府的架势，单凭实力，两广实在很难挑战蒋介石
与国民政府。

　　由于两广军政领袖师出无名，在广东的空军与陆军先后投向国民政府之
后，两广的反蒋势力迅速瓦解。蒋介石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南京召开国民
党五全的二中全会，会议通过正式撤消两广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组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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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直接归并中央直接领导。广东的陈济棠在众叛亲离之下，只有离职到香
港。九月中旬，蒋介石再亲自到广州与李宗仁会面。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终
于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委派的职务，从此与南京分裂长达六年的两广，终于重
新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中国更朝向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南京的国
民政府，当然更有中央政府的规模与实力，此时蒋介石所剩下唯一的内政统
一问题，就是与红军之间的较力了。

　　此时日本也了解中国的转变：一个由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央政府，正在重
建一个统一的政治架构，中国不但在理财练兵上，开始理出头绪，中国甚至
在社会、教育、文化、工业与经贸等方面，都出现了真正的进步。因此日本
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假如再让中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出十年的时间，日
本将难以招架中国复兴的强大实力，因此其内部出现了检讨大陆政策发展的
新争议。

　　但是对于日本的少壮派军人而言，侵略中国以及建立军国主义的大政方
针，是他们愿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推动下去的，因此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对于
政府部门瞻前顾后的做法，大感不满，终于正式决定，发动流血的军事政
变，以建立军人政府。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少壮派军人所主导的二
二六政变，刺杀日本政府的内阁阁员，并且包围日皇皇宫。虽然整个政变最
后还是被效忠日皇的军队平定，但是日本的政治权力，从此完全地落到了军
人的手中，日本再也没有一位政治人物，敢违逆军人的意志。因此日本从此
正式的步上军国主义的方向，至于何时与如何全面侵略中国，只是时间的问
题而已。

　　在这个时候，南京的国民政府，开始与日本进行全面的外交接触。国民
政府仍然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尽可能的让日本明白，中、日是处在
“合则两利”的历史关键时刻，如果两国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无论是谁获
胜，最后都将会给西方帝国主义，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占到便宜。虽然中国
这种看法非常具有历史的眼光，却仍很难让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真正的醒悟。
当然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利用外交谈判，拖延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爆发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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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与日本的驻华大使，以及中国驻日　
大使与日本政府，进行双向双线的一系列接触与谈判，特别是中国驻日大使
董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　
川越茂之间的会谈，最为深入与全面性，中、日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
日本方面一直围绕着所谓的广田三原则，千方百计想要在谈判桌上，迫使中
国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条件，根本就没有任何平等与尊重的立场可言。因此
尽管中国方面一再希望日本能够了解，中、日相争最后的结果，绝对是两败
俱伤，而让美国与苏联取得支配亚洲的机会，但日本方面丝毫不为中国的远
见所动。因此中日的外交接触，只成为了日本压迫中国的外交手法而已。

　　而日本对于国民政府与中共红军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发展，是非常的重
视，因为日本与苏联以及共产主义，最终必然要有一场决战，这是日本无法
逃避的历史命运，而当初日本急于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的战略目的之
一，就是为了争取抗苏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日本最大的战略恶梦，就是　
中国全面的赤化，而成为苏联所支配的附属国，那么日本在华将会陷入被南
北夹击的危机之中。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国的西南折向西
北运动之后，日本对于国民政府的压力立刻大幅的增加。日本政府以及军
部，包括关东军与驻屯军，都一再地发表声明，假如国民政府不能有效的歼
灭北上的红军，那么日本只有自己动手来攻击红军了。这就是一九三五年，
在华北日军压迫国民政府的最主要藉口，而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
现，就是日本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力量北上的先制防御行动之一。之后，日本
的华北驻屯军改编，以及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人宋哲元没完没了的压
迫，也都是着重在“防共”的战略。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一度表示为了抗日，由陕西进入山西与内蒙古边
界，引起了日军极大地警戒，日军藉口防共的迫切性，在一九三六年一月，
日本政府通过扩编其华北驻屯军的议案，已准备迎击共军北上的挑战。日本
在华北驻屯军的司令官职级，提升为日皇亲自任命的中将军官，并且擅自违
反了辛丑和约所规定驻屯军的数量限制，大量的增加在华北的日本驻军。日
军公然表示，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华北，日军随时准备在华北采
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五月一日，日皇正式任命第一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
出任改组之后的驻屯军司令官，并且增派第五师团中（日本的“钢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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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旅团，驻进天津与北平之间的日军基地。

　　日本在华北采取政治与经济的两手策略，在政治上，是对于冀察政务委
员会的主任宋哲元，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威胁利诱，并且直接与华北其他的
军政领袖进行接触，希望华北能够正式的脱离南京的国民政府，而以所谓自
治的方式，加入日本与满洲国的政治与军事合作体系之中。宋哲元的确受到
日本极大的压力，华北是否脱离国民政府而自主，几度都在危机边缘徘徊，
田代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企图胁迫宋哲元接受华北
自主的日本要求。

　　这时候的宋哲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将领，而是拥有冀察两省军政
经权力的地方大员，二十九军也从最初的两万多人，扩充到二十多万人的地
方性大军实力（包括各种保安队等武力），而日本对于策划华北的自主，更
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试想连黄郛与何应钦两位国民政府的重量级人物，
都不堪日本军方在华北的压力，如何让政军实力有限、与国民政府关系较浅
的宋哲元能够招架得住呢？但是宋哲元本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底线，却仍
有不可动摇的信念。

　　因此宋哲元虽然几次在日本的压力下，走向与国民政府分裂的边缘，但
是每次在最后关头都能出现转机，而让日本人要华北分裂自治的的计划落空。
宋哲元有时利用南京的立场作为挡箭牌（这时的南京政府，已经有了中央政
府的架构与气势，讲话自然有影响力了），否则干脆以养病请假，让日本找
不到交涉的对象。当然二十九军部属的鼎力支持抗日，以及平津的民意团结
坚定认同国家，都增加宋哲元应付日本压力的能耐。

　　宋哲元在政治的大原则上，能够守住底线，不做日本的傀儡，却不得不
在经济与行政上，经常要对日本的勒索与压力让步。日本在河北，透过所谓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各种走私的活动，以破坏华北最为重要的海关税
收，日本甚至公然支持有组织的贩毒活动，以此增加颠覆中国的经费，与控
制汉奸活动的手段。日军在河北平津一带，更是肆无忌惮地经常举行军事演
习，公然挑衅二十九军。

　　单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日军在华北就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丰台事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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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沽事件--对中国在华北的主权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宋哲元采取息事
宁人的退让态度，拱手将战略要地丰台，让给日本驻屯军¹。宋哲元在日本
的压力下，也聘请日本顾问参与行政决策，招纳了恶名昭彰的汉奸政客，成
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官员，一时之间，河北已经有着日本横行的危机了。

　　宋哲元对于这些侵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只有闭半只眼、避重就轻加以处
理，事实上与当初张学良在东北的对日政策，也所差无几。日本除了对华北
进行军事与政治的部署与侵略之外，更是着重经济利益的控制，宋哲元对于
日本要求在冀察境内进行各种铁路、港口的建设，以及矿产工业的开发，也
做出许多的让步，日本多家“株式会社”开始出现在华北各地。

　　日本又公然干涉河北与察哈尔的行政组织与人事任用，宋哲元也只能妥
协。日方因而认为，虽然一时之间还不能让华北完全的脱离中国，但是日本
的影响力，已经从各个方向，大幅的提升，华北已经接近日本在九一八事变
以前之东北的形势了：日军可以公然的演习、汉奸可以随意在政府中出入任
职、日商拥有各种剥削劫掠的特权。此时华北在政治上虽然没有易手，但整
个运作已经由日本在幕后遥控了。

　　从东京与南京之间全面的外交交涉，以及中、日双方在华北为主权问题
的直接交手看来，中、日局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两国距离最后关头的全面
摊牌，事实上已经不远。一九三六年底的百灵庙之战，以及紧接的西安事变
发生后，日本更清楚地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分裂、内战不息的乌合之
众了，中国开始有了励精图治的中央政府，假如日本还要对她步步进逼，那
么中、日双方最后必然要走上决裂的地步。而之后的七七事变所以会成为中
日全面战争的起点，只是反映了日本决定要与中国提前摊牌的一个藉口而
已。

　　日本的华北自主方案，是准备把长城以北的地方，划给日本操纵的蒙古
国，这个计划是由关东军负责推动。自从蒙古部族的德王，甘愿成为日本所
操纵的傀儡之后，关东军当然是全力支援与装备德王的部署，帮忙他扩大伪
___________
1 在辛丑和约中，外国在平津的驻军地点，并不包括丰台，日军强行在丰台驻军，是根本依
法无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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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的版图，并计划由察哈尔入侵绥远。德王在得到日本的军事援助之后，开
始动用兵力，侵入绥远，目标是先截断平绥铁路，然后指向国民政府在百灵
庙所设的内蒙政治中心。一九三六年十月，德王的部队开始进入绥远境内，
眼看中国的领土又要进一步受到日本的侵略与占领了。

　　由于关东军对于自己所训练的德王部队，信心十足，因此以为只需提供
日本空军与后勤支援，德王的部队应该可以非常顺利地攻占绥远。关东军对
于德王率部入侵绥远的军事行动，还特别发表日本对于内蒙战事不干涉的立
场。

　　这时候，绥远省政府主席是由晋军的傅作义担任。德王在关东军以飞
机、重炮的支援下，进攻绥远地区，引起了支持国民政府的其他蒙古部族之
不满，而南京的国民政府，也已经将中央军调进了山西与绥远一带，因此蒋
介石下令傅作义，对于入侵的德王部队，主动给与军事反击，中央军将会支
援晋军作战。这是中、日之间，中国第一次敢率先对日本支持的侵略行动，
采取主动的出击。

　　傅作义的晋军与支持国民政府的内蒙部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对于德王的入侵部队，进入大胆地攻击作战，傅作义以兵分三路、远程
袭击的战术，包抄德王深入绥远的部队，虽然日本出动空军支援，对华军进
行炸射，但是德王的部队仍然在百灵庙附近惨败。蒋介石下令陈诚指挥中央
军的汤恩伯部，与傅作义的部队配合，乘胜追击，决心要直捣德王在察哈尔
的商都以及张北之根据地。

　　华军在绥远百灵庙的大胜与反守为攻，使得日本关东军大感震惊，关东
军认为假如中国的部队若真打垮了德王的部队，那么日本想要经营的蒙古傀
儡政权，也就要烟消云散了，这甚至会影响到满洲国政权的稳定。因此关东
军发出严重的警告，假如中国军队威胁到满洲国的安全，日本将绝对不会坐
视。

　　正当中日双方有可能为了内蒙问题，面临军事冲突之时，西安事变却突
然爆发，改变了整个中国局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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