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东正教会的侵华活动
　　　　　　

　　　　　　第一节 俄国在华东正教会的
　　　　　　 　　　由来和发展

　　按照《恰克图条约》的规定，沙俄取得在北京设立东
正教堂和派遣教士、“学生”来华传教和“学习”的权利。
俄国在华东正教会从此有了合法身份，并在沙俄对华侵
略中起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东正教一称希腊正教，公元四至五世纪出现于拜占
廷帝国。一〇五四年，基督教分裂为西部的天主教和东
部的东正教，标志着东正教的最终形成。九八八年，基辅
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受洗入东正　　
教，这是罗斯人信奉东正教的开始。后来，东正教就成了
沙俄的“国教”。马克思指出，俄国“教会变成了国家的
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
具”，[1]一针见血的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
___________
[1]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2页。

第272页
　　中国领土上的第一批东正教堂，是沙俄侵略我国黑
龙江地区的产物。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以切尔尼果夫斯
基为首的沙俄入侵者重据雅克萨后，在该地修建了一座
名叫“基督复活”的教堂；一六七一年，又在城郊高地建立
一座“仁慈救世主”修道院。[1]他们强迫当地居民改奉东
正教，妄图使他们放弃反抗斗争，安于受压迫、受宰割的
地位。这是沙俄利用宗教对中国实行精神侵略的最初尝
试。随着雅克萨的收复，沙俄的这些精神侵略机构被彻
底扫除。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沙俄一面加紧觊觎我
国西北和蒙古地区，不断扩大对华经济掠夺，同时力图通
过东正教会在中国建立新的侵略据点。一六九二年义杰
斯出使北京时，曾遵照彼得一世赦令，要求为俄商建造
一所教堂，被清政府严词拒绝。这时，北京已有一些俄国
东正教徒，他们是在雅克萨战争前后被清军俘虏、招降或
主动投奔清朝的。据清代学者俞正燮考证，在一六八五
年以前的三十多年间“总得罗刹近百人”。[2]清政府将他
们编入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俄国史籍中称
为“俄罗斯百人队”。他们被安置在镶黄旗驻地北京城东
北角胡家圈胡同，[3]受到和旗人同等的待遇，由清政府供
___________
[1] 塞雷波列尼科夫：《阿尔巴津与阿尔巴津人》，载《中国福音报》，第
90页。
[2] 俞正燮：《癸巳类稿》，第9卷，第13页。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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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住房、衣食，发给年俸，允许与中国人通婚，并给与信仰
自由。不久，这些定居北京的俄国人把康熙帝赐给他们
的一座庙宇，擅自改成东正教教堂。主持这个教堂的神
父马.列昂节夫（马克西木），是一六八三年投诚、从雅克
萨来到北京的。他利用清政府的优待，在俄国人的中国
籍妻子及其亲属中发展教徒。为了活动的方便，他极力模
仿中国的生活习惯，甚至剃发留辫，乔装打扮成中国人。

　　俄国东正教会和沙皇政府都对马.列昂节夫在北京
的活动十分重视。一六九五年，托博尔斯克区主教伊格
那提给马.列昂节夫送来教会证书，把他的小教堂正式
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这个教堂当时俗称“罗刹庙”，
后称俄罗斯“北馆”。[1]这是沙俄在北京建立的第一个东
正教堂，是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打开的第一个缺口。伊
格那提指示马.列昂节夫继续努力，诱使更多的中国人
改奉东正教。一六九八年西伯利亚事务衙门向彼得一世
奏报马.列昂节夫在北京的活动情况，彼得阅后极为兴
奋，情不自禁地批示说：“此事甚佳”。

　　在此以后，沙俄对华宗教侵略的步伐，日益加紧。一
七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彼得一世发布一条野心勃勃的
“特谕”，要求物色有名望的教士充任托博尔斯克区主教，
“使其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发展教徒，并选派青年教士数
___________
[1] 德贞：《中俄政教志略》，1872年北京出版，第5部分，第42页；《中
国福音报》，第48、99等页。
[2] 《中国福音报》，第5页；格列勃夫：《中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
职能》，载《东正教之光》，1935年哈尔滨出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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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华传教，“引导中国皇帝及其亲信大臣和全体居民赞
助此项神圣事业”。[1]一七〇二年，沙俄政府借口 马.列
昂节夫年迈，无力主持北京的东正教堂，要求清政府准予
俄国另派教士两人来京接替，清政府没有同意。与此同
时，每次商队来京，沙俄都配备若干教士随行，用以加强
与北京东正教会的联系。[2]例如，一七〇三年萨瓦齐耶
夫商队中就有东正教实数人。[3]

　　一七一一年，胡佳科夫率领沙俄国家商队来到北京，
这是康熙帝正准备派遣太子侍读殷札纳、郎中纳颜和内
阁侍读图里琛等人经西伯利亚前往伏尔加河流域，访问
___________
[1] 《1649年以来帝国法令全集》，第4卷，第1800号。转引自巴德玛
耶夫：《俄国与中国》，1905年彼得堡出版，第31-32页。
[2]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38页。
[3] 王之相、刘泽荣编译：《故宫俄文史料》，第7件，第279-280页。

第275页
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胡佳科夫按照彼得一世的旨意，
趁机又以俄国在北京的东正教士仅马.列昂节夫一人，
且已年老为由，要求理藩院准许俄国另派教士来京接替，
并以此作为沙俄同意殷札纳等过境的交换条件。[1]康熙
帝同意了这个要求。一七一四年，因扎纳等完成使命回
国，彼得一世根据康熙帝的允诺，派修士大司祭依腊离
宛、教士劳伦特、助祭菲里蒙等十人组成东正教“北京传
教士团”偕行。次年五月一日，依腊离宛等到达北京，[2]
住在俄罗斯“北馆”。这就是俄国派遣的第一个“北京传
教士团”。[3]这个俄国传教士团的来华，使沙俄对华的宗
教侵略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七二一年，彼得一世为了进一步控制东正教会，设
立了由政府直接操纵的宗教委员会（后改成东正教最高
会议），作为东正教的最高权力机关，从而形成了“教会象
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而俄国公民又象农奴般地依赖于
国家教会”[4]的局面。同年三月，彼得一世接口接替于一
七一九年死去的依腊离宛，任命库尔齐茨基主教为在华
___________
[1] 图里琛：《异域录》。见何秋涛：《朔方备乘》，第43卷。
[2]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2卷，《俄罗斯馆考》；第44卷《考订异域
录》。参阅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81
页；斯卡奇科夫：《俄国汉学史概要》，1977年莫斯科出版，第358页。
[3]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80-
81页；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38页；布纳科夫：《十九世纪上
半叶俄中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苏联东方学》杂志，1956年第2期，第101
页。
[4]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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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会的新领导人，带领修士司祭、修士助祭各二人，
及其他人员八人前来北京。库尔齐茨基持有俄国枢密院
致理藩院的信件，要求中国准许他在北京“自由居住”，执
行教务，并“不加禁阻地访问有俄国教徒居住的中国其他
地方”。[1]但是，沙俄这一如意打算没有得逞。一七二二
年十月五日，库尔齐茨基在色楞格斯克接获理藩院的通
知，内称：“在有关中俄两国的私逃者和边界等悬而未决
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前，不允许主教进入北京”。[2]

　　一七二八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使沙俄最后
取得了向北京定期派遣传教士团的权利。条约第五条规
定：中国同意沙俄自条约签订之日起，每届可派遣教士四
人来北京传教，由清政府供其食宿。此外，中国方面还应
允沙俄派“学生”六名随传教士团来华。

　　此后，沙俄每隔十年[3]改派传教士团来北京，接替前
届传教士团。每届传教士团一般包括修士大司祭（中国
称作达喇嘛）一名，修士司祭二名，修士助祭一名，加上学
习语文的“学生”等，共计十名。[4]根据 《恰克图条约》，一
___________
[1]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99页。
[2]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39页。
[3] 从第十三届（1850-1858）起，改为每隔六年改派一次。见斯卡奇
页科夫：《俄国汉学史概要》，第155页。
[4] 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1905年彼得堡出版，
第33-38、47-51页。按照东正教教阶，主持俄国东正教最高会议的为总
主教，其下有区主教，大主教，主教，修士大司祭，修士司祭，修士助祭。修士
大司祭是俄国在华传教士团的首领。参看谢格洛夫著、吉村柳里译：《西伯
利亚编年史》，1944年东京出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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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二年春在北京东江米巷（后来的东交民巷）俄罗斯南
馆（原俄罗斯馆）内建成另一座东正教堂，命名为“奉献
节”教堂。[1]此后，俄国传教士团来京后住在“南馆”，[2]仍
由清政府负担部分生活费用。据统计，仅一八二〇年一
年，清政府就付出了相当于一千多卢布的款项和九千磅
大米来养活这些沙俄教士。[3]

　　从一七一五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沙俄先后共
派遣十二届传教士团前来北京：

　　第一届（一七一五---一七二八）首领、修士大司祭
依腊离宛[4]

　　第二届（一七二九---一七三六）首领、修士大司祭
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

　　第三届（一七三六---一七四五）首领、修士大司祭
伊拉尼翁.特鲁索夫

　　第四届（一七四五---一七五五）首领、修士大司祭
格尔瓦西伊.林切夫斯基

　　第五届（一七五五---一七七一）首领、修士大司祭
安福罗西.尤马托夫
___________
[1] 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19页。
[2] 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在俄罗斯南馆设立使
馆，原住馆内的东正教士合并到北馆。
[3] 基姆科夫斯基：《护送俄罗斯传教士团来华记》，英译本，1827年伦
敦出版，第1卷，第4页。
[4] 按：此人于一七一九年死去，俄国在华第一届传教士团的首领出
缺。往后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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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一七七一---一七八一）首领、修士大司祭
尼古拉.慈维特

　　第七届（一七八一---一七九四）首领、修士大司祭
岳阿基穆.石世科夫斯基

　　第八届（一七九四---一八〇八）首领、修士大司祭
所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

　　第九届（一八〇八---一八二一）首领、修士大司祭
亚金甫（俾邱林）

　　第十届（一八二一---一八三〇）首领、修士大司祭
彼得.卡缅斯基

　　第十一届（一八三〇---一八四〇）首领、修士司祭
魏若明（一八三〇---一八三五）、阿瓦库姆（一八
三五---一八四〇）

　　第十二届（一八四〇---一八四九）首领、修士大司
祭 佟正笏（波里卡尔普）[1]

　　上述北京俄国东正教会开始时一度由沙俄西伯利亚
事务衙门领导，[2]十九世纪上半叶直接归沙俄外交部指
挥。[3]俄国学者格列勃夫在谈到这一时期东正教会的实
___________
[1] 历届传教士团的任期和首领见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俄国传教士
团史料》，第33-38、47-51页；德贞：《中俄政教志略》，附录，第20页；王之
相、刘泽荣编译：《故宫俄文史料》；斯卡奇科夫：《俄国汉学史概要》，第142、
358-361页。
[2]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30页。
[3] 波兹德聂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1卷，1892年莫斯科出版，第
24页。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订立后，沙俄在华东正教会隶东正教最
高会议。见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30页。

第279页
际作用时指出：彼得一世巧妙地利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
团“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以‘打开中国的窗户’”。[1]修士
大司祭英诺森也供称，东正教会在这个时期“起着俄国政
府的官方代表的作用”，“教会的经费是俄国政府供给的，
指示是来自俄国政府的，不言而喻，政府的愿望是通过教
会促进俄国的政治利益”。[2]北京俄国东正教会的真正使
命就是如此。
　　　　　　

　　　　　　第二节 披着宗教外衣的奸细

　　表面上，俄国在华东正教士是道貌岸然的“圣仆”，实
际上却是沙皇政府的忠实走卒，是钻入中国心脏的间谍，
他们在沙俄对华侵略中，起着大炮和商品所不能代替的
作用。

　　刺探情报是沙皇政府赋予北京俄国东正教会的一项
经常性任务。俄国第一届传教士团的首领依腊离宛就是
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沙俄奸细。他来到北京后，千方百
计结交清政府官吏，刺探清政府的机密。[3]往后来华的历
届传教士团，也负有同样的侵略使命。例如，一七八一年
___________
[1] 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
1935年哈尔滨出版，第22页。
[2] 修士大司祭英诺森：《在华的东正教会》，载《教务杂志》，1916年10
月号，第678-679页。
[3] 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15页；《中国福音
报》，第25-26页。

第 280页
以石世科夫斯基为首的第七届传教士团来北京时，沙俄
外交委员会曾明确指示他们设法获取“有关中国人的意
向和活动的情报”。[1]同时，东正教最高会议也责成他们
及时“报告当地的情况和动态。”[2]

　　东正教士窃取情报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北京的耶
稣会士。如前所述，早在一六七六年尼果赖使华时，沙俄
就和西方国家在华的耶稣会士进行了紧密勾结；后来，在
尼布楚谈判期间，沙俄又一次勾结在华耶稣会士，并得到
他们很多帮助。因此，彼得一世在一六九八年获悉北京
建城东正教堂的消息后，立即提醒在华东正教士注意笼
络“长期以来已在该处安身的耶稣会士”。[3]彼得一世的
这一指示，成了俄国在华东正教会行动的指针。一七五
四年，俄国第五届传教士团首领安福罗西来到北京后，首
先就想方设法结识和贿买耶稣会士。他毫不讳言地说：
“住在北京的俄国修士大司祭必须利用耶稣会士”，因为
“通过他们可以更方便、更准确地探听到当地的很多事
情”。[4]

　　东正教传教士团还责成俄国“学生”利用在理藩院充
当翻译的方便，盗窃情报。一七三八年，在理藩院充当翻
译的原第二届俄国“学生”罗索兴（布里亚特人）盗窃了一
___________
[1] 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1898年彼得堡出版，第392页。
[2] 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57页。
[3] 《中国福音报》，第5页；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
职能》，载《东正教之光》，第23页。
[4] 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27-28页。

第281页
份详细的中国全图，通过朗克转呈沙俄枢密院，因此获得
了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赏金。[1]一七四〇年
继罗索兴任俄文翻译的原第二届“学生”符拉迪金和贝科
夫于一七四六年回国时，也带回“不少对俄罗斯帝国有用
的机密情报”。[2]格列勃夫在谈到这些“学生”的作用时
说：“我们的翻译在理藩院任职，帮助中国官员处理事务。
通过这些翻译，我国的传教士团总是很熟悉有关中国内
外政策的各种问题，并广泛地向俄国政府提供这些方面
的情报”。[3]俄国“学生”频繁的特务活动，不能不引起清
政府的警惕。一七三七年，清朝政府监督俄罗斯馆御史
赫庆就曾奏称：俄国“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
知内地情形，舆图违禁等物，禁勿售与”。[4]

　　清政府发布的邸报，是东正教士获得情报的一个重
要来源。邸报中登载皇帝诏令及奏章等重要文件，发给
高级官员，以通消息。东正教士一般是通过天主教徒或
其他途径得到这种资料的。[5]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沙皇政府为适应扩大对华侵略
___________
[1] 《1649年以来帝国法令全集》，第10卷，第7650号，第602页。转
引自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第135页，注77。
[2]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253
页，注1。
[3] 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
第23-24页。
[4]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2卷，《俄罗斯馆考》。
[5] 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第391页。

第282页
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加强对在华东正教会的领
导。一八〇八年以亚金甫为首的第九届传教士团来华
时，沙俄外交部第一次派监护官一名同来，就是在这方面
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从此，北京东正教士的工作和生
活，事无大小都成了俄国外交部关注的对象”。[1]一八一
四年，伊尔库次克省长特列斯金建议委派一名非神职人
员主管北京东正教会；沙俄当局担心此举过于露骨，可能
被清政府发现，未敢实行。一八一八年八月，俄国政府训
令在华东正教会，规定“他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
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
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2]同年，沙
俄政府决定派遣原任外交部中文翻译（原第八届传教士
团“学生”）、新近改作教士的彼得.卡缅斯基为第十届北
京传教士团的首领，以便使教会在沙俄“外交部和西伯利
亚官员的控制下更加听话”。[3]一八二〇年卡缅斯基一行
动身来华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破格召见，赏给他安娜
女皇二级勋章，对其他成员也分别有所赏赐。[4]同时，沙
___________
[1] 帕雷：《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士（1689-1917）》，载美国《太平洋历史
评论》，1940年第9卷，第4期，第404页。
[2] 布纳科夫：《十九世纪上半叶俄中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苏联东
方学》杂志，1956年第2期，第101页。
[3] 帕雷：《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士（1689-1917）》，载《太平洋历史评
论》，1940年第9卷，第4期，第404页。
[4] 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46页；奎斯特德：
《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1968年吉伦坡出版，第25页。

第283页
俄政府拨给传教士团的经费也从以往每年六千五百卢布
剧增至每年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卢布。[1]作为沙皇政府设
在中国首都的情报站，这个东正教会在沙俄侵华“事业”
中获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第十一届北京传教士团的首领先后由魏若明和阿瓦
库姆担任。这届传教士团的监护官拉狄仁斯基，原是沙
俄总参部的一名上校；[2]由军事人员来直接担任这项
职务，这是第一次。此人曾利用“宗教人员”的身份非法
闯入我国黑龙江地区刺探情报，回国后，起草了一份武装
占领黑龙江的详细计划，[3]受到沙俄当局的赏识。这一
事实充分表明了上述任命的真实意图。

　　第十二届传教士团首领佟正笏是由前西伯利亚总
督、沙皇尼古拉一世办公厅主任斯佩兰斯基推荐的。[4]这
届传教士团的成员除教士和“学生”外，还有“画家”、“天
文学家”、医生随行。后来（一八六四年）强迫清政府签订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取我国西北部大片领土的俄
方首席代表扎哈罗夫（杂哈劳），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
间猖狂进行特务活动的巴拉第（卡法罗夫），也是这届传
教士团的成员。后来充当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柳比
___________
[1] 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第398页。
[2] 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47页；奎斯特德：
《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26页。
[3] 巴托尔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第236页。
[4] 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