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

　　当西摩尔统率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遭到义和团阻击，英国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于 6月14日电告其外交大臣索尔斯伯理，建议英国政府如果同北京政府决裂，最好与湖广、两江总督立即取得谅解。他相信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如能得到英政府的有利支持，“必能尽力维持其辖区内的秩序”。英国为了阻止群众起来响应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排除其他帝国主义乘机可能在长江流域扩充势力，决定利用地方当局保护他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传来后，张之洞赶紧与上海各国领事而不是单独与英国订约，成立所谓“东南互保”。后刘坤一、张之洞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九条，各国领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声明订约必须得到各国政府的授权。刘、张对各国领事保证，不管此后北方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仍按所议办理，断不更易”。此章程后来虽没有正式订立，但由于刘坤一等地方督抚竭力镇压群众响应义和团运动，“互保”的局面终于保持下来。

　　-《辛丑条约》的签订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经太原逃往西安。出逃前，已派李鸿章为代表乞和，但侵略者不急于立即开议。各国经过反复商议后，才决定与清政府议和并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法国于10月4日向各国提出备忘录，包括惩凶、赔款、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军、平毁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为各国所赞同。英、俄、德、日、美等国又在法国提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大为议和大纲十二条，于 12月24日强迫清政府接受。此后，他们又依照大纲拟出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与清政府代表奕匡力、李鸿章正式签订了《辛丑条约》(又称《北京议定书》)，主要内容有：

　　一、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年息4厘，本利共达9.82亿两，加上各省地方赔款2000万两，总计10亿两。二、北京设使馆区。三、拆毁大沽炮台，外国有权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四、清政府须严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五、设立外务部。六、修订新的商约。七、清政府分派王公大臣赴德、日“谢罪”，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地点建立牌坊，对被杀的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杉“用优荣之典”。

　　-“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这是慈禧太后在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后所说的话，这同时也表示了她已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慈禧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实际最高的统治者。1860年她发动辛酉政变，开始掌握实权。之后，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组织的汉族地主武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云贵、陕甘等地的苗民、回民起义。1894年，在中日战争中，她支持李鸿章避战静守的方针，幻想得到列强出面干涉，以致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坚决反对维新运动。当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她又利用义和团的反帝热情，对义和团时剿时抚，不断玩弄两面手法。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她一面假意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一面又同帝国主义相勾结，把义和团推给八国联军去屠杀。后自己携光绪帝逃往西安，以庆亲王奕匡力、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出面求和，于1901年9月与十一国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之后，当她看到自己的位置保住了，立即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李鸿章是晚清军政重臣。他先后镇压过太平天国和捻军。他虽主办洋务运动多年，但收效甚微，因此使他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抱定“委曲求全”的方针。最终导致他于1876年屈服于英国的扩张压力，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1885年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1894年与日本签订了丧权失地的《马关条约》。1899年他出任两广总督，次年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进犯津京时，调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命偕庆亲王奕匡力为议和全权大臣。1901年，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

　　袁世凯，甲午战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戊戌变法期间，出卖维新派，取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后于1899年12月被清政府任命为山东巡抚，他到任后，对山东义和团进行了残酷镇压。此后即飞黄腾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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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

　　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肩负起历史赋予的自强救国的重任，以“扫灭洋人”为号召，与八个帝国主义列强展开了英勇斗争，“振兴中国”的爱国之心是强有力的精神支柱，绝非是封建蒙昧主义。以义和团为群体的中国民众用血肉之躯，“播国民独立之种子……开历史之辉光”，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民众的巨大潜力和不可侮的民族精神。连侵略头子瓦德西也承认：当时虽然是列强“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但中国民众通过‘拳民运动’，表现了强烈的武装反抗精神，使得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和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因此，“瓜分一事，实为一策”。

　　英国外务大臣、法国议员以及奥国报纸都称，义和团之事即可取以为鉴，“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俄国陆军中将苏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电中也称：“中国现在已经表明，它能够为种族斗争提供多么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所缺乏的只是组织和组织者，过早爆发的义和拳没有给暴力在上述方面以成熟的时间。”英人萨尔金特说：“中国人可以忍其仇恨于一时；从他们与欧洲打交道的历史来看，他们从未改变或忘记这种仇恨。一旦他们获得充足的物质力量，他们很可能以坚定不移的方式索回其利权，甚至索回西方少数国家所享受的权利，索回其和外国人通商条件的自决权。”又指出：“因之世界各国逐渐明白了中国人决不是一个退化和枯竭的民族；相反的，他们拥有许多条件将会成为一个强大而又有力的民族。”赫德在《双周评论》的文章也认为：“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表现出民族感情的存在和力量”。因此“推行瓜分政策应当受到谴责”，而采用改朝换代或更换皇帝的办法“比瓜分更加没有希望，唯一实际的办法是保持清王朝的‘现势和现状’”。以上西方舆论对中国的认识，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是极少极少的。帝国主义所以没有实行瓜分中国，并不是“主要由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而主要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显示出中国民众的力量，遂迫使帝国主义由瓜分中国的政策改变为“以华制华”的政策。可见，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德、俄、美、日等十一国公使遂同意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一个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个条约，进一步在中国攫取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侵略权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和灾难。根据条约，列强各国直接驻兵北京和直隶地区，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军事监督和政治控制，使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忠实工具。巨额赔款，不仅使清政府的财政陷于危机，而且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同时也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使他们的生活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辛丑条约》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劫难，空前的屈辱。

　　中国跨入20世纪的历史是悲壮的。戊戌思潮、义和团运动都失败了，尽管他们所选择的清王朝最后不仅抛弃了他们，而且联合敌人对他们挥舞起屠刀，但中国人的革命斗争意志却更加坚忍不拔。而一次次的失败又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停留在自然经济文明层次的旧中国，借助传统爱国主义这一中华文明之核心，在遭受西方列强侵辱、蹂躏并付出极其巨大牺牲的过程中，成功地遏制住西方列强企图将中国完全殖民化图谋的同时，也奋起迎接商品经济文明的挑战，为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化而进行探索、抗争与奋斗。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庄建平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