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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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中共

——为中共八十年作

鲍彤

【转自2001/06/26 联合新闻网】

前言

本文作者鲍彤是中共前中央委员，也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共党内少数能摆脱权力诱惑，认同民主制度改革，并要求付诸实践者。八九年五月底因天安门民运支持赵紫阳反镇压论遭逮捕，九八年始恢复公民权利，目前定居北京。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接七月一日八十周年党庆的到来，届时应可看到许多踵事增华的活动；但是，如何掌握过去这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何评价中共统治下的真实面貌，以及人民承受的苦难；中国的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又在那里，这应该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共同关切的大题目。鲍彤在文章中均有深刻的观察和评论，并期待中共继经济改革开放后，敢于跨出政治改革的步伐，接受西方民主制度。由于全文稍长，本报仅摘出论述中共党史和政治改革的部分，分今明两天刊出。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快八十岁了。它到底应该领导中国还是应该领导自己，这个问题可以再研究。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即使不为国家的命运，单纯为了个人的未来，也不妨研究一点不成文的中共历史。中国共产党太重要了。它的党员总数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五，但中国的一切资源全操在它的手里。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永恒的领导者，有权支配这个国家的一切：支配政府、军队和议会，支配法院和监狱，支配国库和银行，支配市场和土地，支配全国的人力资源，支配各种领导班子的组织和活动，支配全社会的信息和舆论，支配中国对内对外一切政策，一直到允许不允许老百姓听什么歌，看什么戏，什么书报不准出版，哪些网络必须封杀，都得由它决定。它拥有不容怀疑的权力，怀疑它的权力就是危害国家安全。中国一切人的命运都在它掌握之中。顺之者叫做人民内部矛盾，昌；逆之者叫做敌我矛盾，亡。五十年来的中国人，谁家欢乐谁家愁，为什么欢乐为什么愁，什么时候欢乐什么时候愁，基本上都可以从中共的历史中得到解释。所以，中共的历史和由此形成的现状，很值得研究。喜欢它也罢，不喜欢也罢，反正你不能无视它的权力。

成文的中共党史教科书很可怜

我主张研究的，是不成文的中共历史，因为我认为成文的中共党史教科书很可怜。那些教科书，无论旧的还是新的，尽管都是饱学之士集体心血的结晶，但都必须经过审定，必须为某一时刻的特定政治需要服务。形势变了，需要变了，教科书就只好成为过眼云烟。有时发现错误的东西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此把错误的东西改掉。有时又发现正确的东西经不起形势的考验，于是再把正确的东西改掉。党史是客观存在，改不了；教科书是主观创作，好改。这样改过来，改过去，有时增，有时删，其中的道理，作者和审定者也许知道，读者不知道。

研究中共历史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史料的保密。中共早就不是地下党了。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作出了「关于公开党的决定」，但党的文件极少公开。「该公开的」才公开，「不该公开的」永远是秘密，非但是党的秘密，而且是「国家」的秘密，「泄漏」者和「刺探」者都有罪。比方说，中共领导下的大跃进饿死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斗死多少人，六四打死、打伤、关押、判刑多少人，都是天大的秘密。许多人知道，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间，刘少奇多次讲过，大跃进中发生的「人吃人，是要上书（载入史册）的」，但中共党史的历届审定者都懂，为了维护毛泽东，必须抵制刘少奇，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种史实写进党史中去。四十年安然过去了，从来没有哪一本中共党史教科书敢承认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刘少奇所说的人间惨事。

教科书爱讲伟大，爱讲光明，不爱讲黑暗；即使讲黑暗，也只讲过去的黑暗，反面人物的黑暗，不讲当今的黑暗，正面人物的黑暗。每一本教科书都告诉你，新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该归功于中共中央的领导；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新中国的一切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人为的灾难同样应该归罪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每一本教科书都告诉你，中共犯了错误最后是「自己改正」的；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每一次，在它终于「自己改正」之前，早已有无数的人为此作出了无法计量和无法挽回的牺牲。所以，研究中共党史，靠教科书是靠不住的；要靠生活，从生活中了解中共，透视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似乎很难，其实不难，至少比读教科书容易得多，真实得多，多看看，多想想，就明白了。

没有极权政治制度 就搞不成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一场持续十年的、令人眼花撩乱的、走马灯式的、文攻武打大内战。在整个过程中，似乎「一切」都是不稳定的。其实，在不稳定中存在著异乎寻常的稳定——毛泽东权力的绝对稳定。所谓「打倒一切」，无非是个形容词而已。应该分解为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凡是毛泽东所否定的一切，活该被别人所打倒，没有打倒别人的资格，特别是没有打倒毛泽东的资格。第二种，凡是毛泽东所肯定的一切，决不可能被别人打倒，相反，正是他们，才拥有打倒别人的特权。第三种，凡是毛泽东既没有肯定又没有否定的汪洋大海，则天天处在最不稳定的状态，他们随时随地似乎有权充当摇旗呐喊的跑龙套，又似乎必须随时随地准备成为被别人批斗的牛鬼蛇神。

这三种情况的划分，当然以毛泽东的好恶恩怨为转移。今天被毛肯定就今天上天堂；明天被毛否定就明天下地狱。毛泽东说一句「人才难得」，邓小平就荣膺九锡；毛再说一句「永不翻案靠不住」，邓马上又什么都不是了。无怪乎毛泽东以「无法无天」自豪。他像四月的天气，说变就变。他跟喜怒无常的孩子一样，用手垒了一个名叫「国家」的城堡，又用脚把它踏烂。

据说历史的创造者是群众而不是领袖。这个真理也许适用于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但不一定适用于几十年的瞬间。那种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瞬间，肯定是听任暴君为所欲为的自由王国。这个道理，毛泽东、邓小平都懂。

评论斯大林破坏法制时，毛泽东的头脑一点也不糊涂，他说，斯大林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大政治家毛泽东口中的「西方」，显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制度概念。这是一个清醒的判断。可惜毛泽东非常热爱这种导致斯大林犯罪的「非西方的」领导制度。

评论毛泽东的时候，邓小平的头脑也是清楚的。所以，邓小平认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说得对，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只要存在著极权制度，就存在著重新出现无法无天事件的可能性。令人惋惜的是，邓小平也「没有在实际上解决这个领导制度问题」，中国仍然处在这个「非西方的」极权政治制度的统治之下，因此又导致了天安门镇压事件的产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考察天安门事件时，我们可以不太看重邓小平个人的责任，而把重点放在改革极权政治制度上面。

中国要避免六四重演，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

二十世纪的新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镇压事件。邓小平碰巧是第一次镇压事件的受害者，又是第二次镇压事件的决策者。两次事件都是极权政治制度的产物。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当时，中国极权政治制度的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就被踏上了一只脚。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翻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案，但是政治制度没有变，致使邓小平自己成了极权政治制度的第二代核心。

邓小平上台后，依靠一批热心改革的人，做了许多好事，获得老百姓爱戴。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参加国庆游行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前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个自发行动标志著邓小平一生事业的顶点。

邓小平的主要助手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是习仲勋）主持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错案，坚决果断。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常务副总理是万里）主持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胜任愉快。胡赵给邓小平增添了荣耀，邓小平是高兴的。问题是邓小平有一条改革的底线：什么都可以改，惟独共产党领导一切这种极权政治制度不能改。这是绝对不准触犯的禁区，触犯这个禁区就叫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六年底上海等地发生学潮，邓小平感到有人想触动这个禁区，而胡耀邦态度不鲜明。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严厉批评总书记胡耀邦为什么不照他的指示办。你叫胡耀邦怎么继续工作，当然非辞职不可。

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指示赵开展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群众运动。赵紫阳静观了三个月，提出一条建议：防止运动扩大化，以免影响改革开放。邓小平同意了，因为他已经出了气，达到了叫不听话的胡耀邦下台的目的。反自由化运动的无疾而终，使赵紫阳得以缓缓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的改革方案，不事喧哗，不唱高调，没有任何和「坚持党的领导」相抵触的内容，只列举了当时党内可以接受的、驳不倒的、或具体、或抽象的要求。在邓小平的赞成下，十三大批准了这个方案。

有心人也许至今还记得，在十三届一中全会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新当选的总书记赵紫阳：十三大闭幕以后你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赵紫阳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赵紫阳采取了稳健渐进的步骤，从党内做起，从中央做起。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了中共中央议事规则：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会例会每年至少两次，会后发公报；政治局例会每两月至少一次，会后发消息；政治局常委例会每周一次，会后由中央办公厅整理内部纪要；重大问题必须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如果出现重大分歧，应该暂缓作出决定，或者由常委报请政治局决定，或者由政治局报请中央全会决定。

对照一下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宣布的那条「纪律」就清楚了，这些规则看来似乎平淡，其实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就我所知，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进北京后的创举，特别是一九六六年文革以来的创举。赵紫阳常说，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其实是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赵紫阳提请十三届政治局第一次例会制定中央议事规则的用意是极其明确的：中国必须走向民主；中国的民主应该从共产党做起，共产党的民主应该从中共中央做起；民主不仅是一种作风，一种修养，而且必须成为制度；他，赵紫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愿意接受民主制度的严格约束，决不做一九五三年那个毛泽东。十三大以后，没有戏剧性的新闻。民主在一步一步前进，值得宽慰的是，没有停滞，没有后退，没有空话和欺骗。

接著发生了悼念胡耀邦的学潮。学生要求民主是理所当然的。邓小平走错两步大棋。把学潮定性为「动乱」激化了本来可能缓解的矛盾；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和平绝食的学生，更铸成了千古悲剧。赵紫阳提出了改变定性的建议，在常委会上无法达成协议。赵紫阳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原则和相应的方案，得到常委多数（五月八日）、政治局多数（五月十日上午）和人大常委委员长会议（五月十日下午）的支持，连邓小平本人也曾经在五月十三日表示「完全同意」；五月十七日常委会议出现了两票赞成、两票反对、一票弃权的局面，邓小平态度顷刻变了。他一言九鼎，断然推翻了以往历次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委员长会议业已作出的决定；他以「常委」名义作出了最重大的政治决定和组织决定；他以「常委多数」的名义宣布总书记犯了「分裂党」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原来已经决定召开的人大常委会议，统统被他推迟到局势已经被他全面控制之后，才得以举行。邓小平一个人，行使了中共中央全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他的权力是无限的。在他面前，一切议事规则只能黯然失色。《中国六四真相》的出版，有助于世人了解事件的全貌。

邓小平的决策有偶然性；但是，只要存在著极权政治制度，就存在著动用军队对付人民的可能，这是必然的。所以，应该说：六四这种事情，和文化大革命一样，都不可能出在西方国家。要避免六四重演，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

极权政治制度是腐败的乐园

腐败也是极权政治制度的衍生物，而且是比文革和六四更常见、更普遍、更津津诱人、更容易传染和蔓延的毒菌。不是说极权政治制度的领导人一定是腐败者。不，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本人可能是陈希同，也可能不是陈希同，两种可能都有。问题在于制度。

英国的阿克顿爵士分析得很清楚：「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中国是个权力无处不在，事事需要审批的国家。老百姓的事情由官吏审批，市场的事情由官场审批。批准了才算合法；没有批，随时有可能被宣布为「非法」，随时有可能祸从天降。中国的机关喜欢黑箱作业，国家机关怎么行使权力，只有共产党有权了解，有权检查，老百姓蒙在鼓里。极权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最肥沃的土壤；不公开不透明的办事规则和办事程序，是对腐败行为的最全面最严密的保护伞。这里，首先是领导制度问题，其次是公开性透明度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次讨论廉政建设，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四日，全体一致达成共识，决定首先从公开办事制度和公开办事结果入手。这样，既能直接推动廉政，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建设民主制度，有利无弊。（参看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四月底五月初，学潮重点转到反腐败。五月十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建议人大常委和各界人士广泛协商，把学生和群众最关心的反腐败问题提到议程上来。当天下午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立即准备，从六月二十日起专门为此举行人大常委会议。可是，六四把学生和市民镇压下去了。

镇压民主就是鼓励腐败。六四以后腐败公行，是六四镇压民主的恶果。十二年来，腐败像滚雪球一样，像驴打滚一样，越滚越大，变本加厉。反腐败的说教似乎倒也不少，可是千万别搞错了，主旋律是稳定压倒一切。稳定绝对没有本领把腐败压倒，却有能耐把老百姓的呼声压倒。尽管腐败的势头越来越凶，罪犯的官衔越来越高，案情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盘根错节，扑朔迷离，但是，全国一切媒体却被迫进入了催眠期，老百姓被迫进入了麻木期。二０００年是中国的腐败年。连党国领导人的腐败，连几百亿元的走私，连党官政官可买可卖的丑闻，连不顾群众死活的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老百姓也听惯了，见惯了，看透了。哀莫大于心死。极权政治制度本来就是腐败的乐园。在腐败的乐园里反腐败，能反出什么名堂来！

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尽头

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现在已经走到尽头。

中国农村经济为什么年年停滞？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农村居民至今没有自由。所谓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是说说而已，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之间从来没有平等可言，这是公开的秘密。中国农村，地少人多，大量的剩余人口，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无以为生，但被政府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叫他们怎么活？好不容易进了城，也找不到稳定可靠的职业，随时随地都会遭到政府的干预、处罚、驱逐和关押。中国农村居民好比古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不过不是被领主束缚在土地上，而是被政府束缚在土地上。

中国农民当然不比当官的笨。他们吃苦耐劳，只要有自由，哪怕漂洋过海，也能如鱼得水，谋生致富。可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连走路的自由也没有，哪里谈得上做事的自由。这种政治地位，使他们无法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国的市场同中国的官场一样，是一种宝塔式的结构，有利可图的好东西是按照权力大小分配的。有权有势的人，资源最多，信息最多，机会最多。压在宝塔底层的是农村居民，他们镣铐最多，自由最少，负担最重，所得最小。这是农民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村人口得不到「准入证」，这种市场经济算什么市场经济？规范得了吗？发达得了吗？农村经济的下一步改革，照我看，第一步，必须把农民解放成为自由人。没有这一条，多么伟大的总设计师也帮不了农民的忙。农民解放了，自由了，用不著大救星「主」什么「沉浮」，他们自己就能

「万类霜天竞自由」，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有生力量。（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在长沙郊区散步，看到「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面对这个热热闹闹的自由世界，心底油然泛起了失落感，他多么渴望自己能够在天地之间扮演一个主宰万物、领袖群伦的角色：「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后来达到了领导中国的夙愿，砸烂了旧的权力结构，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新的权力结构；但是，市场不是极权政治的产物，不是领袖所能主宰的，也不是总设计师所能规划的。对市场经济来说，「主沉浮」是变态，必须依靠民主制度，才能达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常态。）

问题当然不限于农村。整个市场必须从官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同国际市场接轨的最大阻力来自哪里？中国一切大垄断企业的后台是谁？这些问题，靠经济改革解决不了，必须改革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必须是解放了的自由人。自由人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起码条件。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是两码事，都是人对自由解放的追求。中国的市场如果老是处在极权政治制度统治之下，势必山穷水尽。什么时候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取决于政治改革。可以拿一句俗话来打比方，「水到渠成」：民主制度的活水到了，市场经济的渠道自然就畅通了。

现在中国有没有政治改革的迹象？我非常希望有，但老是有人在信誓旦旦，发出相反的信号：

「中国决不搞西方式的东西。」如果什么都得问个「东方、西方」，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改革，正同当年一样，如果什么都得问个「姓资、姓社」，中国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

西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讲了「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指出这就是人类将会拥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我和我的许多同志非常喜欢这种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过去喜欢，今天仍然喜欢。我毫不怀疑这种西方真理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我认为，这种西方的理想，比东方的极权政治制度更可贵，更合乎中国的需要。我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也能够赞成（至少不反对）这个西方的真理。

这篇笔记是对常识的复述和补充。

（一）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神话：统治国家的权力必须属于皇帝，真命天子必须坐在朝廷之上，否则天下大乱，不得了。1911年把这个神话戳穿了。后来流传一个新的神话：训治国家的权力必须属于国民党，国民党有权实行训政，以党治国，否则同样不得了。1949年和2000年把这个神话也戳穿了。紧接著又有一个最新的传说：领导国家的权力必须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有权领导一切，否则更加万万不得了。这个说法和前两个神话一脉相承，似乎很有中国特色，不过原产地是俄罗斯。现在俄国人不再说这种话了，中国仍然有人很郑重其事，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人在内，认为这是颠扑不破的天经地义。

中国共产党快八十岁了。它到底应该领导中国还是应该领导自己，这个问题可以再研究。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即使不为国家的命运，单纯为了个人的未来，也不妨研究一点不成文的中共历史。中国共产党太重要了。它的党员总数不到中国人口的5%，但中国的一切资源全操在它的手里。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恒的领导者，有权支配这个国家的一切：支配政府、军队和议会，支配法院和监狱，支配国库和银行，支配市场和土地，支配全国的人力资源，支配各种领导班子的组织和活动，支配全社会的信息和舆论，支配中国对内对外一切政策，一直到允许不允许老百姓听什么歌，看什么戏，什么书报不准出版，哪些网络必须封杀，都得由它决定。它拥有不容怀疑的权力，怀疑它的权力就是危害国家安全。中国一切人的命运都在它掌握之中。顺之者叫做人民内部矛盾，昌；逆之者叫做敌我矛盾，亡。五十年来的中国人，谁家欢乐谁家愁，为什么欢乐为什么愁，什么时候欢乐什么时候愁，基本上都可以从中共的历史中得到解释。所以，中共的历史和由此形成的现状，很值得研究。喜欢它也罢，不喜欢也罢，反正你不能无视它的权力。

（二）不要拿中共历史来难为小孩子

　　　我主张研究一点不成文的中共历史，因为这种研究是值得的，有用的。但是我怕引起误会，所以赶快补充一句：我反对拿中共历史来难为小孩子。

我记得1979年夏天，小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大清早起来就得愁眉苦脸背诵“华主席抓纲治国的十大要求”，洋洋洒洒，好几百字。父母和师长爱莫能助。按照当时的规矩，这煌煌十条是最大最大的大事，和中国共产党一般大，因此当然比地球大，比天大，小孩子非熟读不可。后来三中全会一开，抓纲治国烟消云散，说句煞风景的话，想背也没有人听了。可是在当时，全中国的学生，特别是毕业生，从十岁刚出头的小学毕业生到不满二十岁的高中毕业生，谁敢不在这些垃圾堆里糟蹋时间？成千上万的天真孩子，白费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如果让他们多读些唐诗宋词，或者多掌握些外语句型，或者多熟悉些数学公式，或者在操场上多跳跳多蹦蹦，该有多好啊！

后来呢？后来的学生，虽然不再背“抓纲治国”这种旧皇历，但是必须背“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新格言。尽管经常推陈出新，但正像杜甫形容的那样，“万事随转烛”，刚刚记熟的新内容，很快又被淘汰成为废品。这种“十点”、“八条”、“三大”、“五要”，在中共的历史文献和政策宣言中比比皆是，但是有生命力的不多，值得记一辈子的东西更是凤毛麟角。小孩子的脑子好比一张白纸，本来应该用来吸收最纯粹、最有意义、足以终身受用的知识精品，却被死塞硬填了一些八股，我觉得太残忍。

也许我有点极端，我甚至反对用所谓最简单的事实来难为小孩子。中共的生日大概算得上是个简单而又简单的事实了吧，谁不知道中共生于1921年7月1日？可是中共偏偏不是生于7月1日。去年7月，我在评论“三个代表”的一组文字中，有一篇题为《中共的生日是7月23日》，专门谈在我们这个地球上，1921年的7月1日还没有中国共产党存在，7月21日也没有出现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7月23日才出世的。把生日搞错，倒不是因为别人信口开河，而是出于中共中央自己的决定。早期的中共很朴素，忙于工作和斗争，没有养成贺岁祝寿的习气。破天荒第一次过生日是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纪念建党20周年，可是包括毛泽东在内，谁都忘记了或者不知道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23日，只好把7月的第一天规定为中共的生日。本来，一个政党，它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只取决于它的活动，跟它的生日无关。本来，任何公民，更不要说孩子，没有义务去记忆任何政党的生日。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英国的保守党、工党，谁知道它们的生日？即使一无所知，对学生的体魄、品德、智力，照旧一无所损。“一大”的参加者毛泽东自己忘掉了党的生日，丝毫不影响他当中共中央主席，为什么非把这种不相干的东西塞到全中国小孩子的脑子里来不可？

（三）成文的中共党史教科书很可怜

我主张研究的，是不成文的中共历史，因为我认为成文的中共党史教科书很可怜。那些教科书，无论旧的还是新的，尽管都是饱学之士集体心血的结晶，但都必须经过审定，必须为某一时刻的特定政治需要服务。形势变了，需要变了，教科书就只好成为过眼云烟。有时发现错误的东西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此把错误的东西改掉。有时又发现正确的东西经不起形势的考验，于是再把正确的东西改掉。党史是客观存在，改不了；教科书是主观创作，好改。这样改过来，改过去，有时增，有时删，其中的道理，作者和审定者也许知道，读者不知道。

研究中共历史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史料的保密。中共早就不是地下党了。中共中央1949年作出了“关于公开党的决定”，但党的文件极少公开。“该公开的”才公开，“不该公开的”永远是秘密，非但是党的秘密，而且是“国家”的秘密，“泄露”者和“刺探”者都有罪。比方说，中共领导下的大跃进饿死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斗死多少人，六四打死、打伤、关押、判刑多少人，都是天大的秘密。

许多人知道，1961－1962年间，刘少奇多次讲过，大跃进中发生的“人吃人，是要上书（载入史册）的”，但中共党史的历届审定者都懂，为了维护毛泽东，必须抵制刘少奇，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种史实写进党史中去。40年安然过去了，从来没有哪一本中共党史教科书敢承认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刘少奇所说的人间惨事。

教科书爱讲伟大，爱讲光明，不爱讲黑暗；即使讲黑暗，也只讲过去的黑暗，反面人物的黑暗，不讲当今的黑暗，正面人物的黑暗。每一本教科书都告诉你，新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该归功于中共中央的领导；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新中国的一切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人为的灾难同样应该归罪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每一本教科书都告诉你，中共犯了错误最后是“自己改正”的；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每一次，在它终于“自己改正”之前，早已有无数的人为此作出了无法计量和无法挽回的牺牲。所以，研究中共党史，靠教科书是靠不住的；要靠生活，从生活中了解中共，透视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似乎很难，其实不难，至少比读教科书容易得多，真实得多，多看看，多想想，就明白了。

（四）中共是个什么党

中共历来把自己称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早期可以这样说。那个时候，中共主要由两部份人组成：大部份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则思变的志士，小部份是憧憬于世界大同、人类解放的仁人。

现在能不能继续把中共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党、无产阶级的党？这个问题，只能请中共用它自己的行动来答复。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态度就是它最近发出的一个有权威的信号。如果中国要求西方国家给西方工人以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那么，我认为，中共仍然有资格把自己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相反，如果西方国家政府要求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工人以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而遭到中共拒绝，那么我只能认为，中国共产党离中国无产阶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距离很远很远，比西方国家政府离得更远。

现在它的队伍中什么成份都有。有大官，有小吏。有富豪，有工头。许多是吃国家饭的，好像也有一些吃黑社会饭的。肯定有一大批宣传邓小平理论的专业人员，也有一小批是从事宗教活动的专业人员。总之，无所不有。

各种社会成份都良莠不齐。有独立思考的明白人，有唯唯诺诺的盲从者。有真诚的，有专门靠谎言发迹的。有心理健全的正常人，也有无法无天的狂人。有廉洁的，也有贪婪的。有高尚的，也有脸厚、心黑、手段恶毒的。所以，在中共党内，存在著两种互相对立的先锋队：有善良的先锋队，也有腐败的先锋队。借用恩格斯的话，有龙种，也有跳蚤。至于比例的消长起伏，取决于形势和上面的好恶，——彭德怀说得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现在的中共是个什么样的党？眼下的情况，用官方语言说，中共是领导党，翻译成老百姓的大白话，中共就是中国的权力。

客观地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一般表现在：党员离权力近，有可能代表资源，代表信息，代表机会；非党员离权力远，从而意味著资源短缺、信息短缺与机会短缺。

如果把主观因素加进去，比方说，共产党员如果加上良心，完全能够令人肃然起敬，不亚于当年清贫的方志敏，勤勤恳恳的焦裕禄，被割断喉管的张志新；共产党员如果减去良心，一定相当于大大小小的陈希同和成克杰，各种恶事都有胆有脸做得出来。

总之，对六千万中国共产党员要分析，正像对十三亿中国人要分析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五）实施纲领不是中共的目的

中共的纲领是不确定的。陈独秀的纲领据说被瞿秋白否定了。王明的纲领据说和李立三的不一样。这些事情，年代久远，我不知道，不懂。

被正式册封为大宗师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两者的纲领显然差别很大。

毛泽东自己说，他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叫民主革命，二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出民主纲领是他夺取政权的敲门砖，的确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政权之门一打开，民主的纲领就被他扔进了垃圾堆；继续革命好像更受他喜爱，不过这个纲领使他从失败走向失败，所以被邓小平断然摒弃在毛泽东思想的宝库之外。

邓小平自己的纲领是不管黄猫黑猫，抓得著老鼠就是好猫。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破坏之中，他知道破坏生产力的可怕；在人间一切事物之中，他懂得生产力的可贵。所以，邓的纲领，和马克思的纲领固然存在著巨大的差别，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纲领或者民主纲领也不一样，比较而言，倒是相当接近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时期的纲领。邓小平认为，不管什么纲领，能发展生产力就是好纲领，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把邓的纲领理解为发展生产力的纲领。

中共各个时期的纲领，包括毛泽东的，以及邓小平的，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互相否定，都可以作为中共指导思想变迁史的一种资料。

纲领的不确定性，证明中共不大象一个为实现特定纲领而成立的志同道合者的党。如果真的把实施纲领看成目的，那么，不同的人群，本来应该按照不同的政见，组成不同的党派。中共则相反，同样的党员，一旦在不同的领袖领导下，就无条件地拥护互相矛盾的纲领；虽然存在著相同的铁的纪律，却经常在执行不同的任务：此一时敲锣打鼓组织人民公社，彼一时偃旗息鼓解散人民公社，此一时剑拔弩张进行文化大革命，彼一时哀而不怨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此等等。由此可以证明，实施纲领不是中共的目的。

（六）中共的目的在于政权，以及它八十年来干了什么

什么是中共的目的？政权是它的目的。政权不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它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一切为了夺取政权，提出纲领并不是为了实现纲领，而是为了夺取政权；政权到手之后，它为永远牢牢抓住政权而斗争，丢掉民主口号是因为害怕丢掉政权，发展生产力也是为了害怕丢掉政权。永远牢牢抓住政权，是它纲领背后的纲领，生命之上的生命，目的之中的目的。

由此发生了中共八十年历史的分期问题。有一种广泛流行的说法，认为1949以前是中共的民主革命时期，1949以后是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认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中国直到现在，既没有什么民主，也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中共在中国进行了什么民主革命？的确，民主是陈独秀在组织中共以前的主张。但是，武装斗争不见得有民主内容，抗日战争不一定有民主内容，农民起义也不一定有民主内容。中共确实提出过民主纲领，但是没有认真实施过，特别在中共夺到政权以后，民主纲领就被丢到九霄云外了。“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这是毛泽东自己的话。既然民主这个上篇没有做好，还有什么资格做社会主义这个下篇？毛泽东所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就是合作化、公社化、国有化以及公共食堂、“五七指示”、上山下乡、阶级斗争为纲这几件事情吗？两者必居其一：如果这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等于瞎忙了五十年；就算这些东西真是“社会主义”，请问，过渡来，过渡去，进一步，退两步，现在还剩下什么“社会主义”可谈？的确，现在仍存在著国有制，但读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就清楚了，国有制和社会主义到底有什么相干？所以我认为，实事求是地看看现状，应该承认两点：第一点，中共的民主纲领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第二点，中共的社会主义纲领没有使社会主义得到光彩。

因此，如果就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纲领而言，应该说，八十年来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如果就掌握政权这个目的而言，那确实应该肯定，中共非常成功地达到了夺取政权和保住政权的目的。1949年确实是中共八十年斗争史的分界线：1921到1949年是中共为了夺取政权而顽强斗争的前28年，1949到2001年是中共为了永远牢牢抓住政权而顽强斗争的后52年。前28年，中共虽然也几次提出过排斥中产阶级的过激纲领，但主要依靠民主这个口号，稳住了民心，终于把政权夺到手。后52年，中共搞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转而改革，通过改革，重新退到“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前的经济政策，承认市场经济，承认私有，承认雇佣劳动，承认资本主义，才把濒于崩溃的经济挽救过来。眼下，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和几条非社会主义的亚洲小龙站在同一个队伍之中。但是，为了继续实现永远牢牢抓住政权的目的，为了表示决不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它至今不允许土地私有，不改变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正在坚决抵制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

我认为，把中共八十年的历史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好像合乎实际，比较经得起推敲。

（七）提出民主纲领对中共夺取政权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纲领不是中共的目的。这丝毫不意味著纲领没有作用。看看它夺取政权的过程，就知道纲领有何等重要了。

中共夺取政权的历史不愧为一曲凯歌。胜利是各种条件组合的结果。它的基本手段是革命。斯大林把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定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种非法的武装斗争，在其他国家很难坚持，更难扩大。在当时的中国可以，因为它可以在军阀的割据和混战的缝隙中求生存。它和公元二世纪的五斗米道，和十四世纪的白莲教，和十七世纪的天地会，和十九世纪的拜上帝教，虽然有明显的相同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二十世纪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非法的武装斗争，不是由血气之勇的莽汉和流民发动的，而是由通晓军事韬略和政治谋略的知识分子主持和筹划的。毛泽东是一位满腹经纶的不第秀才；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刘伯承，陈毅，林彪，聂荣臻，叶剑英，任弼时，陈云，邓小平，都吃过洋面包，见过大世面。游击战、持久战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固然很重要，但是，民主革命的纲领更重要，对中共夺取政权起了决定性作用。

陈独秀的议会斗争路线接近于西欧社会党，也许可以推动中国和平进入现代社会，但不能帮助中共夺取政权，所以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淘汰了。“武装保卫苏联”的纲领虽然打著老大哥的旗号，但打不动中国人的心，不能帮助中共夺取政权，因而被称为“左倾机会主义”，也淘汰了。抗日救亡的纲领，得到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支持；实行“二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注1），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官僚资本的纲领，把反对蒋介石的力量团结起来了。四十年代，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重点是鼓吹民主，揭露独裁。当时对追求民主的青年学生起了启蒙作用的，不仅有西方人文主义的经典，而且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时论。重庆出版的中共机关报上抨击蒋介石独裁的文章，一针见血，淋漓尽致。香港的左翼出版物也发表了许多振聋发聩的好文章。这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倾心于共产党，把共产党当作实现民主的希望。那个时期的中共纲领，用中共的术语来说，必须属于民主革命范畴。可不可以提高一点调门？可不可以唱唱“社会主义好”、“无产阶级专政好”？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非不愿也，是不能也。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力量不足，为了和大党国民党争夺中间群众，必须打民主的旗号，绝对不敢唱社会主义的高调。唱高调等于自杀。当时中共如果把社会主义的纲领提出来，我敢肯定，1949年就没有那首凯歌了。这个道理，现在的新党员也许有人不大懂，但老革命如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都懂。

（八）共同纲领是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纲领

中共词汇中的“民主”是个大范畴，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政策和制度，凡是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相通，而难于和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相容的，统统属于民主范畴。1949年中共拿到政治协商会议上去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是这样一个属于民主范畴的（即：非社会主义的）纲领。

同后来的《宪法》相比，《共同纲领》具有明显的非社会主义性质。

国家承认不承认阶级的存在？《宪法》没有说；《共同纲领》第二条说，国家“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是什么所有制？《宪法》说，是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反正不承认土地私有；《共同纲领》第二条说，是“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反正是私有。

中国公民有思想自由吗？有迁徙自由吗？《宪法》不说有；《共同纲领》第五条说，有。

中国有新闻自由吗？《宪法》不说有；《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说，国家“保护报导真实新闻的自由”。

你知道不知道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怎样产生？《宪法》说，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产生；《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无怪乎毛泽东必须在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赶快把《共同纲领》废掉，否则，你叫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怎么开？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后来那些“四个坚持”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统统没有载入《共同纲领》。哪些可以载入和哪些不可以载入《共同纲领》，都不是心血来潮的决定，而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共各种重大承诺的总汇。中共的纲领能够成为新政府的政纲，是中共的无上光荣。一个郑重的负责任的党，对于由本党提出并得到友党赞同的纲领，当然应该不折不扣，有始有终，付诸实施，决没有朝令夕改之理。如果共产党把1949年到2001年长达52年执政的黄金岁月，用来执行共同纲领，建设民主的政治制度，实行多种成份兼容的经济文化政策，如果这样，中国早就可以顺利进入文明社会了，中共也大可因此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者了。不幸，非常不幸，毛泽东在1953年拿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把这个民主性质的《共同纲领》埋葬了，使中国至今无法成为新中国。

（九）毛泽东以异常的狠心把共同纲领扔进了垃圾堆

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标志著《共同纲领》的结束。

1953年不是客观形势的转折点，而是毛泽东主观决策的转折点。

当时，战争创伤远未平复；全国需要休养生息；土改遗留问题大量没有解决；普选刚在基层进行；城乡依旧文盲充斥。实现共同纲领任重道远，没有任何根据和理由把共同纲领否定掉。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当时的谋略和心态。我们只知道，为了用总路线否定共同纲领，毛泽东下了非同寻常的狠心。他不惜在三个月内三次批评他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把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主张，定性为“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紧接著，毛泽东甚至不顾体统，不惜把堂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成对梁漱溟的斗争会，破口辱骂梁漱溟“比共产党还高明”，“不识羞耻到了极点”，“班门弄斧”。

接踵而来的1955年给毛泽东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得到刘少奇支持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持较为慎重态度的邓子恢副总理被毛训斥为“小脚女人”。果然立杆见影，不愿意被毛泽东奚落为小脚女人的中共各级党委书记，争先恐后，在半年之内，率领亿万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连跑带跳，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1957年，毛泽东再接再厉，在完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情况下，打出五十多万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宣布这些有见识、有骨气、不盲从的人是人民公敌。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没有受到抵制。党内有刘少奇和邓子恢为先例，党外有梁漱溟为殷鉴，全国噤若寒蝉，容忍，畏缩，退让，屈服，听任宰割，终于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

从五十年代起，毛泽东取代了“灶王爷”，成为老百姓的“衣食父母”。特别在农村，几乎家家都要贴一副门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跟共产党走，走到哪里去呢？走到“社会主义”里边去。听毛主席话，毛主席讲了什么话呢？从1953年起，毛主席的话是向“社会主义”过渡。1955年起，毛主席的话是对各行各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1957年起，毛主席的话是坚持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1966年起，毛主席的话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二十年如一日，“听”得不可谓不恭敬，“跟”得不可谓不吃力，最后到底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昭告国民的结论。这个结论接近于事实。当然，如果说“整个社会濒于崩溃的边缘”，可能更加接近于事实。

（十）从毛泽东训斥刘少奇可以看出中国和中共实行的是什么制度

上一篇评论提到了毛泽东训斥刘少奇。在中共领导人中，坚持《共同纲领》最力的，是当时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

刘和毛不一样。毛熟悉的是武装斗争，刘熟悉的是群众运动。长期的群众工作环境使刘少奇得出结论，共产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最脱离群众的政策莫过于不近人情的过激政策，最脱离群众的作风莫过于腐化官僚化的作风。因此他主张：党的建设要严；社会政策要宽。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有一段时间，他主张力争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主张中共中央从陕北向长江中下游转移，建立工运中心、农运中心和学运中心，和国民党竞选，在议会内外展开争取群众的合法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主张把“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作为主要的行动目标。他主张积极创造条件实行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他反对对共产党内的腐化和官僚化倾向护短姑息，他主张真实地而不只是在口头上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富农经济，他认为剥削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他认为中国现阶段不是苦于资本主义太发达而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发达。非常可惜，即使在被恢复名誉以后，刘少奇的这些与毛泽东不同的观点仍然不能重见天日。他的选集只“选”了和毛泽东相同或者相近的观点，真有独到见解的著作，有些被扔掉了，有些被节略了，有些被别人修改过了。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1977年由华国锋主持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这一稀世珍本中知道，毛泽东在1953年5月、6月、8月曾先后三次批判刘少奇，主要的罪名当然不是说他执行了《共同纲领》，而是说他违反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80，81，89页。）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以当时的临时宪法即《共同纲领》为根据的。而那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当时正在毛泽东自己的头脑里酝酿，尚未提请任何合法的权力机关审查通过。

毛刘之争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刘少奇无权根据法律工作，而毛泽东有权在法律以外行动。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

毛刘之争还意味著共产党内存在著一种独特的领导制度。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0页上，我们可以读到毛泽东亲笔写的这样的话：“过去几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未经中央主席认可，中央会议不准作出和发出决议——由伟大领袖亲手订立的这条纪律，就是中共中央的领导制度。

（十一）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斗争开创了言者有罪的新时代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好像连续开了好几次会，好像开得剑拔弩张，不过因为是黑箱作业，至今严守机密。现在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是，《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9～115页告诉我们，那些连续好几天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被毛泽东主席开成了对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的斗争会。

《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政府，是由政协选举产生的。当时政府开会，常常有政协委员应邀列席。53年9月那几次会，梁漱溟列席。梁漱溟和毛泽东互不陌生，应该算得上是“故人”——三十多年前，梁在北京大学教哲学，毛在图书馆里管图书。这一次，故人相见，却很不愉快。我们不知道梁漱溟对毛泽东的总路线持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只知道梁漱溟在会上发了言，反映农民苦，建议关心农民生活。毛泽东在延安曾经大讲民主，大讲自我批评，大讲言者无罪，讲得很动听，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一回，不知怎么搞的，一听梁漱溟提出建议，毛泽东就龙颜震怒：“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你想知道什么叫斗争会吗？这就是毛泽东亲自登场的示范表演。你想知道伟大领袖的声容笑貌吗？这就是他的襟怀和丰采。历史剧中的“毛泽东”一般不是真的，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一定不是假的。印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的白纸黑字，无疑是在毛即席讲话基础上经过润色修辞的记录。我相信，这种最后发表的东西，决不会比原话更野蛮。不过，毛泽东这种放肆，不仅意味著粗暴，而且意味著言者无罪时代的结束。毛泽东开辟了一个言者有罪的新时代。这个言者有罪的新时代，是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同时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的。

作为议员，作为公民，梁漱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画的内容”。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立即判决：“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国家计画的内容必须向人民保密，这也是领袖亲自规定的制度。无怪乎那次中央政府委员会讨论毛泽东那条总路线的具体过程，我们在四十八年以后的今天仍然不得而知。重要事情不准老百姓知道，这也是和总路线一起载入新中国史册的。

（十二）“社会主义”帮中共开创了永远领导的新局面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使政协失去了共同纲领，使农民失去了刚刚得到的土地，使老百姓一概沦为无产者，使公民不能得到自由的权利，使共和国不能建立民主的制度，把整个中国社会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确确实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它确确实实帮助中共得到了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得到了永远执政的新局面。

从共同纲领到社会主义，是“换了人间”。人间一换，规则当然必须换，其他的一切，没有不换的。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鹿，什么是马，如果讨论这种常识以内的问题，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和争论的资格。但是，现在要讨论的，是新而又新的新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种事情，谁见过？谁知道？有毛主席在，有共产党在，谁能班门弄斧？谁敢班门弄斧？共产党，毛泽东，在一般的法庭上不可能惟我独尊，一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新法庭，以马克思主义为新法律，叫无产阶级专政当新法官，当然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诉。你见过赛球吗？如果裁判员和巡边员亲自下场，和主队结成生死联盟，共同向客队展开殊死进攻，当然如入无人之境，无往而不胜利。打官司能胜诉，打球能夺标，做生意能发财，反正天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所以四个坚持，是互相配套的，一个也不能少。有人认为这四条原则学问很大，无比深奥，其实异常简单：凡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所维护的、所批准的，不管是什么东西，统统都可以叫做马克思主义，或者叫做社会主义，反正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凡是中共所害怕的，所不允许的，所不放心的，那么，不论合法非法，不论用的是“群众专政”的手段还是“依法治国”的名义，反正统统总是敌我矛盾，统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个道理，许多读书人不明白，但老百姓明白。文化大革命以前，六十年代初期，山东就有这样的民谣：“说你对，你就对，不对也对；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这个从极权政治万花筒中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后来通过电视剧，从古人嘴里吐露出来，观众一听就懂，从此不胫而走。

（十三）没有极权政治制度就搞不成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一场持续十年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走马灯式的、文攻武打大内战。在整个过程中，似乎“一切”都是不稳定的。其实，在不稳定中存在著异乎寻常的稳定——毛泽东权力的绝对稳定。所谓“打倒一切”，无非是个形容词而已。应该分解为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凡是毛泽东所否定的一切，活该被别人所打倒，没有打倒别人的资格，特别是没有打倒毛泽东的资格。第二种，凡是毛泽东所肯定的一切，决不可能被别人打倒，相反，正是他们，才拥有打倒别人的特权。第三种，凡是毛泽东既没有肯定又没有否定的汪洋大海，则天天处在最不稳定的状态，他们随时随地似乎有权充当摇旗呐喊的跑龙套，又似乎必须随时随地准备成为被别人批斗的牛鬼蛇神。

这三种情况的划分，当然以毛泽东的好恶恩怨为转移。今天被毛肯定就今天上天堂；明天被毛否定就明天下地狱。毛泽东说一句“人才难得”，邓小平就荣膺九锡；毛再说一句“永不翻案靠不住”，邓马上又什么都不是了。无怪乎毛泽东以“无法无天”自豪。他像四月的天气，说变就变。他跟喜怒无常的孩子一样，用手垒了一个名叫“国家”的城堡，又用脚把它踏烂。

据说历史的创造者是群众而不是领袖。这个真理也许适用于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但不一定适用于几十年的瞬间。那种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瞬间，肯定是听任暴君为所欲为的自由王国。这个道理，毛泽东、邓小平都懂。

评论斯大林破坏法制时，毛泽东的头脑一点也不糊涂，他说，斯大林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大政治家毛泽东口中的“西方”，显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制度概念。这是一个清醒的判断。可惜毛泽东非常热爱这种导致斯大林犯罪的“非西方的”领导制度。

评论毛泽东的时候，邓小平的头脑也是清楚的。所以，邓小平认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注2）说得对，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只要存在著极权制度，就存在著重新出现无法无天事件的可能性。令人惋惜的是，邓小平也“没有在实际上解决这个领导制度问题”，中国仍然处在这个“非西方的”极权政治制度的统治之下，因此又导致了天安门镇压事件的产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考察天安门事件时，我们可以不太看重邓小平个人的责任，而把重点放在改革极权政治制度上面。

（十四）中国要避免六四重演，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

二十世纪的新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镇压事件。邓小平碰巧是第一次镇压事件的受害者，又是第二次镇压事件的决策者。两次事件都是极权政治制度的产物。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发生在1976年4月5日，当时，中国极权政治制度的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就被踏上了一只脚。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翻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案，但是政治制度没有变，致使邓小平自己成了极权政治制度的第二代核心。

邓小平上台后，依靠一批热心改革的人，做了许多好事，获得老百姓爱戴。1984年10月1日，参加国庆游行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前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个自发行动标志著邓小平一生事业的顶点。

邓小平的主要助手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是习仲勋）主持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错案，坚决果断。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常务副总理是万里）主持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胜任愉快。胡赵给邓小平增添了荣耀，邓小平是高兴的。问题是邓小平有一条改革的底线：什么都可以改，惟独共产党领导一切这种极权政治制度不能改。这是绝对不准触犯的禁区，触犯这个禁区就叫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底上海等地发生学潮，邓小平感到有人想触动这个禁区，而胡耀邦态度不鲜明。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严厉批评总书记胡耀邦为什么不照他的指示办。你叫胡耀邦怎么继续工作，当然非辞职不可。

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指示赵开展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群众运动。赵紫阳静观了三个月，提出一条建议：防止运动扩大化，以免影响改革开放。邓小平同意了，因为他已经出了气，达到了叫不听话的胡耀邦下台的目的。反自由化运动的无疾而终，使赵紫阳得以缓缓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的改革方案，不事喧哗，不唱高调，没有任何和“坚持党的领导”相抵触的内容，只列举了当时党内可以接受的、驳不倒的、或具体、或抽象的要求。在邓小平的赞成下，十三大批准了这个方案。有心人也许至今还记得，在十三届一中全会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新当选的总书记赵紫阳：十三大闭幕以后你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赵紫阳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赵紫阳采取了稳健渐进的步骤，从党内做起，从中央做起。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了中共中央议事规则：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会例会每年至少两次，会后发公报；政治局例会每两月至少一次，会后发消息；政治局常委例会每周一次，会后由中央办公厅整理内部纪要；重大问题必须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如果出现重大分歧，应该暂缓作出决定，或者由常委报请政治局决定，或者由政治局报请中央全会决定。对照一下毛泽东1953年宣布的那条“纪律”就清楚了，这些规则看来似乎平淡，其实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就我所知，这是1949年中共中央进北京后的创举，特别是1966年文革以来的创举。赵紫阳常说，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其实是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赵紫阳提请十三届政治局第一次例会制定中央议事规则的用意是极其明确的：中国必须走向民主；中国的民主应该从共产党做起，共产党的民主应该从中共中央做起；民主不仅是一种作风，一种修养，而且必须成为制度；他，赵紫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愿意接受民主制度的严格约束，决不做1953年那个毛泽东。十三大以后，没有戏剧性的新闻。民主在一步一步前进，值得宽慰的是，没有停滞，没有后退，没有空话和欺骗。

接著发生了悼念胡耀邦的学潮。学生要求民主是理所当然的。邓小平走错两步大棋。把学潮定性为“动乱”，激化了本来可能缓解的矛盾；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和平绝食的学生，更铸成了千古悲剧。赵紫阳提出了改变定性的建议，在常委会上无法达成协议。赵紫阳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原则和相应的方案，得到常委多数（5月8日）、政治局多数（5月10日上午）和人大常委委员长会议（5月10日下午）的支持，连邓小平本人也曾经在5月13日表示“完全同意”；5月17日常委会议出现了两票赞成、两票反对、一票弃权的局面，邓小平态度顷刻变了。他一言九鼎，断然推翻了以往历次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委员长会议业已作出的决定；他以“常委”名义作出了最重大的政治决定和组织决定；他以“常委多数”的名义宣布总书记犯了“分裂党”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原来已经决定召开的人大常委会议，统统被他推迟到局势已经被他全面控制之后，才得以举行。邓小平一个人，行使了中共中央全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他的权力是无限的。在他面前，一切议事规则只能黯然失色。《中国六四真相》的出版，有助于世人了解事件的全貌。

邓小平的决策有偶然性；但是，只要存在著极权政治制度，就存在著动用军队对付人民的可能，这是必然的。所以，应该说：六四这种事情，和文化大革命一样，都不可能出在西方国家。要避免六四重演，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　　　　　　

（十五）极权政治制度是腐败的乐园

腐败也是极权政治制度的衍生物，而且是比文革和六四更常见、更普遍、更津津诱人、更容易传染和蔓延的毒菌。不是说极权政治制度的领导人一定是腐败者。不，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本人可能是陈希同，也可能不是陈希同，两种可能都有。问题在于制度。

英国的阿克顿爵士分析得很清楚：“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中国是个权力无处不在，事事需要审批的国家。老百姓的事情由官吏审批，市场的事情由官场审批。批准了才算合法；没有批，随时有可能被宣布为“非法”，随时有可能祸从天降。中国的机关喜欢黑箱作业，国家机关怎么行使权力，只有共产党有权了解，有权检查，老百姓蒙在鼓里。极权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最肥沃的土壤；不公开不透明的办事规则和办事程序，是对腐败行为的最全面最严密的保护伞。这里，首先是领导制度问题，其次是公开性透明度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次讨论廉政建设，1989年2月14日，全体一致达成共识，决定首先从公开办事制度和公开办事结果入手。这样，既能直接推动廉政，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建设民主制度，有利无弊。（注3）四月底五月初，学潮重点转到反腐败。5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建议人大常委和各界人士广泛协商，把学生和群众最关心的反腐败问题提到议程上来。当天下午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立即准备，从6月20日起专门为此举行人大常委会议。可是，六四把学生和市民镇压下去了。

镇压民主就是鼓励腐败。六四以后腐败公行，是六四镇压民主的恶果。十二年来，腐败象滚雪球一样，象驴打滚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欢，变本加厉。反腐败的说教似乎倒也不少，可是千万别搞错了，主旋律是稳定压倒一切。稳定绝对没有本领把腐败压倒，却有能耐把老百姓的呼声压倒。尽管腐败的势头越来越凶，罪犯的官衔越来越高，案情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盘根错节，扑朔迷离，但是，全国一切媒体却被迫进入了催眠期，老百姓被迫进入了麻木期。2000年是中国的腐败年。连党国领导人的腐败，连几百亿元的走私，连党官政官可买可卖的丑闻，连不顾群众死活的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老百姓也听惯了，见惯了，看透了。哀莫大于心死。极权政治制度本来就是腐败的乐园。在腐败的乐园里反腐败，能反出什么名堂来！

（十六）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尽头

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现在已经走到尽头。

中国农村经济为什么年年停滞？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农村居民至今没有自由。所谓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是说说而已，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之间从来没有平等可言，这是公开的秘密。中国农村，地少人多，大量的剩余人口，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无以为生，但被政府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叫他们怎么活？好不容易进了城，也找不到稳定可靠的职业，随时随地都会遭到政府的干预、处罚、驱逐和关押。中国农村居民好比古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不过不是被领主束缚在土地上，而是被政府束缚在土地上。

中国农民当然不比当官的笨。他们吃苦耐劳，只要有自由，哪怕漂洋过海，也能如鱼得水，谋生致富。可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连走路的自由也没有，哪里谈得上做事的自由。这种政治地位，使他们无法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国的市场同中国的官场一样，是一种宝塔式的结构，有利可图的好东西是按照权力大小分配的。有权有势的人，资源最多，信息最多，机会最多。压在宝塔底层的是农村居民，他们镣铐最多，自由最少，负担最重，所得最小。这是农民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得不到“准入证”，这种市场经济算什么市场经济？规范得了吗？发达得了吗？农村经济的下一步改革，照我看，第一步，必须把农民解放成为自由人。没有这一条，多么伟大的总设计师也帮不了农民的忙。农民解放了，自由了，用不著大救星“主”什么“沉浮”，他们自己就能“万类霜天竞自由”（注4），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有生力量。

问题当然不限于农村。整个市场必须从官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同国际市场接轨的最大阻力来自哪里？中国一切大垄断企业的后台是谁？这些问题，靠经济改革解决不了，必须改革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必须是解放了的自由人。自由人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起码条件。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是两码事，都是人对自由解放的追求。中国的市场如果老是处在极权政治制度统治之下，势必山穷水尽。什么时候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取决于政治改革。可以拿一句俗话来打比方，“水到渠成”：民主制度的活水到了，市场经济的渠道自然就畅通了。

现在中国有没有政治改革的迹象？我非常希望有，但老是有人在信誓旦旦，发出相反的信号：“中国决不搞西方式的东西。”如果什么都得问个“东方、西方”，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改革，正同当年一样，如果什么都得问个“姓资、姓社”，中国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

西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讲了“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指出这就是人类将会拥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我和我的许多同志非常喜欢这种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过去喜欢，今天仍然喜欢。我毫不怀疑这种西方真理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我认为，这种西方的理想，比东方的极权政治制度更可贵，更合乎中国的需要。我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也能够赞成（至少不反对）这个西方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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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实际上是古代农民暴动中“打家劫舍”和“劫富济贫”二者的混合，得到的支持不多，流弊不小。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转而实行“二五减租”，把地主向佃农征收的地租额减少25%，这其实是国民党提出来的主张。解放战争中和1950年后实施的土地改革，在口号上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相似。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使全国一切农民重新失去全部土地。至于九十年代火爆的地产市场，则使土地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源和贪官污吏的禁脔。

（注2）上述毛泽东的话和邓小平的评论都引自《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1983年版，293页。

（注3）参看198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注4）1925年，毛泽东在长沙郊区散步，看到“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面对这个热热闹闹的自由世界，心底油然泛起了失落感，他多么渴望自己能够在天地之间扮演一个主宰万物、领袖群伦的角色：“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后来达到了领导中国的夙愿，砸烂了旧的权力结构，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新的权力结构；但是，市场不是极权政治的产物，不是领袖所能主宰的，也不是总设计师所能规划的。对市场经济来说，“主沉浮”是变态，必须依靠民主制度，才能达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常态。 （完）

中共八十年党史就是一部血腥栽赃史

顾历史

【人民报、博讯消息】顾氏共产党栽赃定律 再有一个多月，就是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经过八十年，人民完全看清了中共是一个对人民敲骨吸髓的邪恶政党，中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中共这样一个邪教政党，居然能从一个被欧洲和世界抛弃的垃圾却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在中国蹂躏屠杀中国人民达八十年之久，其原因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和现象，可能大家注意到了，但是没有系统化，理论化，就是中共是靠栽赃起家和发展起来的。顾历史先生总结了极权共产党栽赃的本性，揭示了栽赃对手与异己是中共的必然之举。中共除了栽赃对手与异己外，其内部也是栽赃横行、血腥一片。我研究中共历史也曾达三十年之久，熟知中共各种内外栽赃案件。可以说，中共党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栽赃历史。例证如下：

1、总书记叛党案。中共历史上早期的总书记没有几个不被共产党自己批判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内部争斗激烈，往往拼的你死我活，尸横遍地。连中共发起人，其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都被开除出党，可见中共内斗之血腥。中共下台者往往都被新上台者栽赃一个反党、叛党的大帽子。可以说，栽赃术是中共的天生之术。当时因为中共还没有掌握什么社会力量，栽赃对手力不从心，所以，栽赃往往在中共内部自己人身上展开。

2、苏区肃反案。中共内斗不光发生在中共党首们之间，争权夺利还往往波及中共中下层。三十年代，中共各苏区发生了令人色变的大肃反，一大批共产党高级干部、高级将领、普通中共党员、兵士被坑杀，杀的当时几乎无人会带兵打仗，共产党的几块根据地几乎差点因此丧失。同样，中共内斗仍是栽赃横行，“托派”、“反党”帽子满天飞。

3、北上抗日案。中共分裂国土，在全国占领了几块地方，建国“苏维埃”，提出“保卫苏联”，公开做苏联的殖民地，成了公开的汉奸。当时国民政府全力剿匪，打的中共四处逃窜，几股中共武装东藏西躲。中共第一方面军先是逃到湖南，意图与贺龙会师，不成，又逃到云贵，再到西康，最后听说陕西还有共产党，就投奔而去。中共长征实际上是长窜，哪是什么北上抗日。这是栽赃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个大帽子。

4、西路军覆灭案。中共到陕西后，以四方面军力量最强，人枪数倍于一、二方面军，其统帅是中共发起人，资历高于毛泽东的张国焘。不除四方面军，毛泽东就不能消灭张国焘，于是毛泽东定下一条毒计，就是让四方面军西征，企图达到二个目的：（一），如西路军成功，则与苏联通道被打通，而西路军则必被严重削弱；（二），西路军被回教马家军彻底消灭。历史成就了毛泽东的第二个阴谋。西路军失败后，张国焘与毛泽东争权的资本就没有了。毛泽东的毒辣还在于：彻底地打垮了对手张国焘，废弃了非嫡系的军事天才徐向前，却又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栽赃到陈昌浩头上。

5、刘志丹反党案。正党朱毛红军无路可走时，是陕西的刘志丹救了毛泽东。可毛泽东集团为了以后的原因，以栽赃的罪名迫害刘志丹红军及力量。而毛泽东还好象不知道似的。后来，高岗与刘少奇、周恩来争权而不见容于毛泽东，其中有没有高岗是当时刘志丹案件知情人的隐情？

6、抗日战争案。在中共的教科书上，是中共领导了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而蒋介石只会搞摩擦，还与日本人不明不白。其实，抗战开始时，中共二、三万疲惫之师，偏安于西北一隅，怎么成了抗战的主力与领导者？抗战时，国民政府军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才粉碎了日军灭亡中国的企图。在松沪会战，在忻口，在中条山，在台而庄，在南浔战场，在万家岭，在田家镇，在宜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在昆仑关，在印缅战场，在空中，国军战士浩然之气青天可鉴。虽然国军中有逃将，有叛徒，但瑕不掩瑜，国军的抗战史名垂千古。八年抗战，国军与日军大小会战二十余次，较大战斗近五万次，付出近500万将士的鲜血，毙伤俘日军近200万。中国的四强地位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国军打出来的，是蒋介石领导的。抗战胜利后，万人空巷欢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军就是明证。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也奋起抗击日军，牵制了日军，配合了正面战场歼敌，但不是抗战的主力和领导者。抗战的以时间换空间谋略也不是毛泽东教给蒋介石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篡改历史，把抗战之功归于己，而且栽赃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军不抗日，还与日军勾结。结果造成战后日本有人不承认日军是被中国打败的，国际上也开始贬低中国抗战地位，忽略中国抗战史，这全是因为中共争功栽赃的缘故。

6、沈崇被辱案。一九四六年，国共和谈破裂，政府军重开剿匪。为了离间美国与中国关系，打击国民政府威信，为中共反叛政府赢得时间，中共派受中共影响的女青年沈崇与美军人员来往，然后，杜撰沈崇被强暴，栽赃美军，指挥在青年学生中的中共地下组织，煽动青年学生闹学潮。广大爱国的热血青年学生果然被中共蒙骗，成了中共反叛的工具。沈崇在六、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声称自己未被美军强暴，是因革命需要，奉中共之命而为。中共后来也曾说过，沈崇案子虚乌有。可见，中共栽赃术运用的得心应手。

7、抗美援朝案。中共曾欺骗老百姓，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朝鲜，要保家卫国，派出百万大军到朝鲜去给金家王朝当炮灰。朝鲜战争实际上是金日成在毛泽东、斯大林的授意下挑起的，美国只不过是执行联合国决议，把金家军队赶回北方。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时，美军还没有越过三八线，美军也没有派兵去侵略作为盟友的蒋介石的台湾。中国人直到现在还受共产党的欺骗。我中国百万儿女血撒高丽半岛，滴滴成了金家父子饭桌上的“可口可乐”。到现在，朝鲜人民在极权压迫之下已到了人吃人的饥荒状态，这全是拜中共国际主义之赐。待朝鲜与韩国统一，人民知道韩战真情后，还不把志愿军抛骨鞭尸？可怜我百万志愿军将士啊，生前成了中共栽赃联合国军的牺牲品，死后尸骨还会因中共之故不得安宁！

8、文化革命案。这是人人皆知的中共内部栽赃案。中共取得政权后，内斗空前激烈，栽赃案层出不穷。许多人含冤而死，还包括许多无辜百姓。

9、批林批孔案。中共在批林批孔案中，不但军事天才林彪被说成不会打仗，连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也成了中共批判对象。许多栽赃事例就栽赃到林彪头上，中共甚至还杜撰许多历史典故，栽赃孔老夫子。

10、精神污染案。这是中共栽赃知识分子的一个冤案。

11、六四暴乱案。六四事件，是中国广大青年学生爱国、民主、正义的行为，然而，却被中共栽赃成反革命暴乱，遭到血腥镇压。中共所举的中共称谓的“暴徒”们的“暴行”，都是中共栽赃的产物。那个被烧死在立交桥下的崔姓人，有人说他是用细钢丝杀人为军队开路时，最后暴行暴露，被人民杀死，也可能被中共便衣灭口，而后嫁祸学生。所谓的焚烧军车事件，是中共自己把车掀翻或点著，派便衣参与诱惑别人，拍成录象，栽赃学生与北京市民。

12、天安门焚人案。江泽民一意孤行，挟持中共血腥镇压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奉行真、善、忍，在中共严厉的镇压下坚持自己的信仰。江泽民只好把中共的看家本领拿出来，制造一出栽赃戏，欺骗百姓，为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造借口。法轮功书上明明写著炼功人不能杀生、自杀算罪。自焚的人不是在与法轮功对著干吗？去自焚的人怎么能是法轮功学员呢？自焚的人只能是中共收买欺骗的百姓和中共特务本身。那么天安门自焚案实际上不是自焚案，而是江泽民焚人案，江泽民是焚人案的元凶。何况，天安门焚人案有那么多的漏洞与破绽，每一个破绽都说明这是中共制造的又一起栽赃案。

13、芳林爆炸案。江西芳林小学用小学生生产爆竹，结果引起爆炸。这一炸，江泽民的面子难保，江泽民的亲信陈至立的教育部长的位置难保。为了掩盖事实，结果把爆炸案栽赃到疯子身上，还逼迫深浮众望的朱（金）容基出来撒谎。由于爆炸时中共封锁现场不及时，国内外新闻大量地报道了爆炸案实情，中共后来只好让朱出来道歉。中共这一起栽赃案无功而返。

14、某某某某案。中共乃是一邪教政党，处处与正义为敌。中共出于自己的邪教本性，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打击对手与异己，将来还可能制造一些轰动的栽赃案件。中共将来可能的栽赃对象是民主党、下岗工人、农民、军中异义分子、法轮功。中共栽赃民主党的手段可能有造谣民主党阴谋暴动，栽赃下岗工人和农民的手段可能是造谣农民与下岗工人闹事。中共栽赃军中异义分子的手段可能说军人暴动与暗杀。中共栽赃法轮功的手段可能还是污蔑造谣法轮功杀人与自杀，或者象天安门焚人案件那样，由江泽民授意制造杀人与自杀案件，再栽赃到法轮功身上。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共党执政，栽赃无期。

写于中共建党八十周年前期，于哥本哈根

中共是最大的邪教

小茨威格

记得文革时期，最高级别的批判文章都是以人民日报社论或者“池衡”、“梁效”的名义发表的。“四人帮”倒台后，人们逐渐知晓，“池衡”乃张春桥的笔名，“梁效”则是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班子的代号。但不管怎样，既然敢署名，就说明作者多少还有勇气愿意对文章负责。

世风日下，这种勇气现在似乎越来越难得一见了。今天的《人民日报》上经常披挂上阵的是“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特约评论员”是何方神圣？是某资深学者？还是某组织抑或执政当局的代言人？不得而知。所以你不论是想登门讨教，还是打算与该评论员诉讼公堂，都将无从下手。套用电影里的台词，这一招“高！实在是高”！既然是“特约评论员文章”，按理就应视对某事物的一家之评论，可如今上上下下10多亿人居然象信徒接到了教宗的圣谕一般毕恭毕敬、亦步亦趋。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政治笑话在当今世上恐怕是蝎子拉屎----独一份！

这位“特约评论员”甚至等不及全国人大１０月３０日走过场似地通过关于所谓邪教的议案，就迫不及待地于１０月２７日在《人民日报》上以权威的口吻总结了邪教的六大特征，即：一、教主崇拜；二、精神控制；三、编造邪说；四、敛取钱财；五、秘密结社；六、危害社会。然后这位“特约评论员”掷地有声地宣布：“法轮功”就是邪教！

“法轮功”是否邪教，咱不感兴趣。“法轮功”没有“枪杆子”，更没有坦克大炮，又不杀人放火搞“黄、赌、毒”。你相信就加入，不信就走人，没听说过李洪志及其弟子能把你送进学习班或开除公职或关进牢狱什么的。说“法轮功”敛财，无非是办班和印发书籍、音像资料收了费，据“特约评论员”的资料是人民币4000多万元。这钱可不是税务机构强制征收上来的，而是以老头老太太为主的信众自愿掏出来的，两相情愿，就如同善男信女们愿意募捐修庙立碑、进香还愿一样， 关他人鸟事。但假如发现李洪志及其弟子侵吞了我等纳税人的税款，就象沈阳马副市长多次到澳门豪赌输掉公款三千多万，原鄂省驻港办金主任贪污挪用近两亿公款肆意豪赌炒期指那样，咱就坚决不干了！

“特约评论员”统计，全国因修炼“法轮功”致死1400多人。姑且相信“特约评论员”的统计，那么“法轮功”92年“出山”，平均下来每年致死200多人。按官方的数字，“法轮功”在大陆有信徒近300万，则每年的死亡率为十万分之六点七；按“法轮功”自己的宣传，大陆有信徒6000万，则每年的死亡率为百万分之三点三。让我们对比一下另一组统计数字：据10月18日《东亚经贸新闻》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死亡的病人中，约有1/3的患者死于用药不当。’我国不合理用药占用药者的11%至26%。目前我国每年因药物不良反应而住院治疗的病人多达250万人，每年约有19.2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滥服药物致胎儿畸形的多达上万例。”按全国12.6亿人口计算，我国每年死于药品不良反应的比率为万分之一点五。照此分析，不是证明了吃药比练“法轮功”还可怕得多吗？电视上、报纸上觉悟了的革命群众一个个悲愤填膺，痛斥“法轮功”不让看病吃药，害死了他们的亲人，让人哭笑不得。李洪志是否讲过不许看病吃药，咱没考证过，就算他讲了，如果他是对未成年人讲这话，就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大人不许骗小孩嘛！可那些成年人，就怪不得别人了，谁教你信呀！如果李洪志说不吃饭能成仙，你们就饿着等死？！如果李洪志说屎能滋补、尿能美容，你们就以屎尿代替茶饭？！真是岂有此理！其实，根据上述统计资料，这些遗属们倒应该庆幸他们的亲人没有选择吃药，否则可能死得更早----死亡率更高嘛！郑重声明，咱在此借题发挥，以毒攻毒，您可别误会。您万一生病，选择吃药还是练功，都是您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涉。就象吸烟，尽管所有的香烟包装上都清楚地注明：“吸烟有害健康”，您硬是要抽，愿意掏钱，谁能把您怎样？想到此，气就不打一处来，每年直接或间接死于抽烟的人数，恐怕不会少于200人，卷烟厂的暴利大概仅次于制毒贩毒了，而我们关心群众身心健康的人大和政府，怎么就不立法关闭所有的烟厂呢？

又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对照“特约评论员”总结出的六大特征，咱倒是真发现了一个堪称邪教之首的组织，各位不信，咱不妨逐一对照该组织点评一下：

一、教主崇拜。“邪教的一大特征是教主崇拜，惟教主是从，为教主而生而死。”这个组织，空前绝后地大搞领袖崇拜，把领袖吹捧成“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大救星”、“四个伟大”、“万岁、万岁、万万岁”，催眠群众，使人们相信“ 爹亲娘亲不如XXX亲”，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领袖的思想“战无不胜”。在这个组织的欺骗和鼓惑下，无数群众对该领袖顶礼膜拜，甘受驱使， 一切按他的说教去思想，去行动，直到去送死，恰如行尸走肉一般。多少家庭夫妻反目、父子绝情，多少学生揪斗凌辱他们的老师校长，纲常败坏，道德沦丧；多少群众手捧领袖的“红宝书”，高喊着“XXX万岁”、“保卫XXX”的口号，与同样手捧“红宝书”高喊同样口号的另一派群众，拼死在武斗的血泊中，而他们的敌人，可能就是他们的同事、邻居甚至亲人。光是这10年的疯狂崇拜，就断送了几百万条性命。更荒唐的是，无论是革命军人（如孙玉国）在珍宝岛抗击“苏修”，还是知识青年（如金训华）在祖国边疆战天斗地，都清一色地胸戴领袖像章，手捧“红宝书”。仿佛这像章和“红宝书”被领袖发了功，有了意念，对付鬼子，可以刀枪不入；对付生产，可以叫荒山变粮田，亩产十万斤，可以叫钢厂出钢铁，赶英又超美。整个一“义和拳”的现代翻版！很多青少年未必知道，那时候，谁要是不小心弄脏了或者挂歪了领袖像，就有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二、精神控制。“精神控制是邪教教主为巩固其‘神圣’地位，维持其徒众效忠自己的基本手段。”这个组织利用专政机器，不仅强迫几千万入会信徒，而且强迫全体人民包括儒释道各派教徒都要皈依其主义、思想。为了使这种罕见的精神控制合法化、永久化，这个组织还把其主义、思想塞进宪法，使任何背离其主义、思想的信仰追求都成了违宪行为，使信仰自由变成了一句空话。为了对全体人民洗脑，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学习领袖选集和语录，要“早请示，晚汇报”，要“活学活用”，跳“忠字舞”，唱“忠字歌”。除了其主义和思想，任何私心杂念都不容存在，所以必须时刻“狠斗私字一闪念”。任何怀疑、偏离其主义和思想的精神表现都被看作阶级斗争，所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入会信徒的任何离经叛教之举，都要无情镇压。如叛逆张志新，行刑前也不能让她有机会散布异端邪说，所以要先割了她的喉咙。身居该组织核心、贵为国家主席的刘XX，一旦有了二心，照样沦为阶下囚，死得还更惨。不知各位想过没有，打倒“刘、邓、” ，怎么头号走资派刘XX和三号走资派陶X都被斗死了，二号邓XX怎么能安然无恙地在江西过消磨光阴？就因为邓XX关键时刻出卖了刘XX，使刘XX召集该组织紧急会议罢免领袖的计划流产，领袖念其出卖刘XX有功，再念其曾经出卖过“东北王”高X、当过反右的急先锋，所以饶他不死，后来还许他东山再起。后来，邓XX成了该组织实际上的领袖以后，三次废黜了该组织的名义领袖，最后一次更是以分裂组织的罪名把当时的名义领袖赵XX软禁了起来，用的是老蒋对付张少帅的手法。不过，人家老蒋去世后，其组织（国民党）的后任领袖很快就恢复了张少帅的自由。邓XX驾崩后，我们这个组织可一点没有心慈手软。说来也怪，这个组织向来标榜“伟大、光荣、正确”，可它的总书记除了目前在位的，从第一任算起，不是路线斗争的头子，就是分裂组织，没一个善终的，真是怪哉！按说赵XX当时除了任该组织名义领袖外，并无其它公职，即使干了分裂组织勾当，也只能按组织纪律处罚，至多开除了事。可他现在人身自由都被控制了。要是我等一介草民触犯了该组织，恐怕早就大牢伺候了！明白了吧？朕即组织，组织就是政权，政权就是国家。谁敢不服？

三、编造邪说。“编造歪理邪说是一切邪教教主蒙骗坑害群众的伎俩。”这个组织的歪理邪说数不胜数。其中许多都已不攻自破，象“人民公社好”、“大跃进”。该组织的大小首领多半来自农村或在农村参加过生产，却睁眼说瞎话，胡吹水稻、小麦亩产上万斤，美其名曰“放卫星”。“卫星”放到最后，亩产居然达到十四万斤。《人民日报》少不了要为这些大小骗子推波助澜、打气加油。没听说过如今身为学部委员的何阼庥等科学家们当时有谁站出来揭穿了这一弥天大谎。胡吹钢铁一年就能翻番，煽动全民大炼钢铁，多少民众或上当受骗或迫于这个组织的淫威，不得不砸锅卖铁，看着好端端的铁器变成了土炼钢炉里的铁疙瘩。自家没了锅，人人都到生产队、公社吃共产主义大锅饭；壮劳力都去炼铁疙瘩，地里庄稼收不上来。结果疯狂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迎来了三年灾害，全国饿死了四千万人（八年抗日，全国才死了一千万），就连该组织的领袖都得勒紧裤带少吃肉。策划“大阳谋”，编造“右派”理论，将受邀请给该组织提意见的数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忍辱负重二十多年后得到“平反”时，该组织保留了罗章等四人的“右派”帽子，以证明反右斗争没错----毕竟还是有四名真正的“右派”嘛，那几十万冤枉了，“平反”就是了。“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 ----革命的真理颠扑不破。这个组织的领袖为了彻底铲除异己，巩固权力，炮制出组织内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派还在走”等邪说， 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叫嚣“造反有理” ，使全国由此陷入了造反夺权、武斗抄家的血雨腥风之中。飞鸟尽，良弓藏。造反小将用完了，就抛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理论，把数百万知识青年发配到农村，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引出了多少悲欢离合。号召群众砸烂“封、资、修”，致使无数历史名胜、文化遗产遭受破坏。批“白专道路”，鼓动学生“反潮流”、贴老师的“大字报”，交“白卷”的反而成了英雄。篡改历史，把华夏几千年的文明史硬说成是“一部儒法斗争史”。污蔑广大群众自发的悼念人民公仆、反对专制的行动是“右倾翻案风”，用大棒和警棍将其无情镇压。诽谤青年学子争取自由民主、反对腐败的和平请愿是“反革命动乱”、“反革命暴乱”，出动坦克装甲车将其血腥碾碎。歪曲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你争取宪法赋予的自由，它就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你谈保障人权，它就玩弄辩证法（实为诡辩法），大讲“国情”、“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颠倒黑白，宣传“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在受苦受难”，“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谁贫穷，谁光荣”。结果国门一开，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里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早就变成了有产阶级，不再受苦受难了；而在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还没有解放自己，还需要为温饱而斗争，还需要忍受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公仆”们的专制和腐败。于是就有了一批批后生前赴后继地离开当家做主的祖国，削尖脑袋钻进随便哪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甘愿受剥削受压迫；就有了主人抢着作公仆，公仆不愿作主人的奇闻；就有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对任何生产资料没有任何支配权，眼睁睁看着生产资料被公仆一会儿拿去承包、一会儿拿去租赁，一会儿拿去搞股份制，最后卖给私人或外商，自己两手空空地“下岗”。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组织长期贩卖“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等等理论，结果英、美、日等新老帝国主义非但没有垂死，反而活得有滋有味；倒是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蜕变”成了资本主义。真不知谁是谁的前夜了。该组织无数次高呼“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结果“十五年赶英超美”早已化为泡影，第一代领导核心“在本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誓言眼看就要落空，第三代核心马上把它推后50年，还加上定语“基本上”，反正国人健忘成性。

四、敛取钱财。该组织在这方面的业绩实在是尽人皆知。前面提到的两位该组织高官（相当于总站、分站的站长、副站长）挪用纳税人之公款到外面豪赌，就令任何一门邪教的教主自惭形秽。其实，这两例对于该组织不过是小儿科。沈太福的长城公司集资案，案值10亿，公布出来的高干有副部级的。无锡集资案，案值30多亿，也是该组织领导下的辉煌业绩。王宝森、陈希同更是该组织的高干了，案值据各方面分析不下数十亿，该组织怕拔了罗卜带起泥，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湛江市的该组织大小官员勾结黑道，走私透漏税额高达上百亿元，全部中饱私囊。正在调查中的厦门远华（该组织官办企业）走私案，案值更是破记录的高达400亿元，当地该组织官员纷纷落网。广西的案子已经把人大成副委员长牵扯进去了，该副委员长的情妇在海外被捕时，发现其帐户中有上亿元巨款（又可以把其它邪教的教主吓 一跳）。其它地方又怎样呢？【明报11月8日专讯】“据云南省昆明市《滇池晨报》 报道：今年以来，云南省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和挪用公款案件多达九百五十七宗，当中昆明市就有六宗特大金融财政案的涉案金额高达九十亿元人民币。据报道，检察院查办的大案三百六十三宗，涉及党政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二百五十八宗。有四十四名县处级官员涉嫌犯罪。”这样的新闻对于该组织实在是家常便饭，以至于民间种说法，把该组织当官的拉出去一个挨一个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又有漏网的。还有，按说该组织的经费只能来源于成员交纳的会费，可现实生活中，该组织就是政权，政权就是国家，国库的银子随它花。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告它非法敛财。

五、秘密结社。“邪教一般都有以教主为核心的严密组织，进行诡秘活动。” 这个组织从创立之日起，就进行诡秘活动：对内党同伐异，血腥肃反；对外反政府，破坏社会稳定，颠覆政权。上台后为了巩固其统治，更是策划了一个个“阳谋”或阴谋，把组织内的异己分子和组织外的异端分子赶尽杀绝，秘密逮捕，秘密关押，秘密审讯，秘密处决。该组织诡秘到开大会都要神秘进行，大会闭幕后才敢发表公告。传达文件时怕留下话柄，经常下令与会者只许听，不许记录。对外声称不干预群众练功、没有悬赏引渡，内部则抓紧部署镇压行动。

六、危害社会。该组织对社会的危害之严重。 50年代大批特批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造成了人口飞速增长。到七十年代末，为了遏止人口的继续飞速增长，不得不强制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目前的中国在还是发展中国家阶段时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给以后的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留下了无穷隐患。即便如此，中国的人口增长势头也必须等到2020年人口达到16亿以后才能停下来，那时老龄化的比例将更可怕。这就是说，该组织当初仅仅一项反科学的决策，就危害社会长达70年甚至100年！先贤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可该组织上台后，翻来覆去地折腾生产关系，先是反对包产到户，逼迫刚分到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后来又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了公社和生产队。先是搞公私合营、取缔私营和股份制，现在又到处推行私有化，把国企纷纷卖给私营企业主。来回折腾加上疯狂不断的政治运动，使社会生产力遭 受了空前破坏，使六十年代初经济上与中国并驾齐驱的日本、韩国现在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近二十年里，贪污腐败的程度日益严重（恕咱不再举例），已经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各种组织的泛起，都与之有紧密关联。不久前看到一幅漫画，画的是两个人对着一块豆腐吹牛，一人说：“我发功能让豆腐发出牛肉味。”另一人说：“这算啥？我可以叫豆腐渣工程变成世纪工程。”各位说，谁的危害大呢？

这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这个组织姓甚名谁，算不算邪教之首，咱用不着点破。公道自在人心。

中共大话八十年

【大纪元6月30日讯】 “言多语必失”，这话也适用于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的宣传。在衆多的回忆文章中，人们大可窥见一些平时不易见得到的东西。从一些老掉牙的故事中，人们也可以想通一些以前没有想通的道理。

比如，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忌肉”的故事，四十岁上下的中国人大概都耳熟能详。以前的故事告诉人们，毛泽东是因爲看到中国人民吃不饱、吃不好，所以“忌肉”，以此来表示与中国人民共渡难关的决心。但是，现在的一篇颂扬毛泽东的文章，却在无意中告诉人们，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的1961年之所以不吃肉，是因爲毛的口味发生了变化，由爱吃肉改成爱吃海鲜了，并列出了他所中意的海鲜菜谱，其中的一些菜肴，即使在今天也算得上是极品佳肴了。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后的中国大陆，如果不花公款，即使是“小康”之家，要品尝毛在60年代吃的“普通菜肴”中的一两味，不咬咬牙是下不了“开牙”之决心的。

这两个故事，你信哪一个呢？

还有一篇回忆延安时期艰苦而又平等的革命大家庭生活的文章。文中说，那时候毛泽东和朱德的菜金与普通士兵的一样多，都是每天5分钱（想来应该是延安发行的钱币）。东拉西扯中，文中不经意地写出了一个细节：有一天，毛泽东看到桌子上放了两只猪蹄，于是就语重心长地告诉炊事员说，现在革命很艰苦，以后不要一天吃两只猪蹄，一天吃一只就行了……却原来，一天5分钱的菜金除去三顿菜钱，竟还可以支付每天一只猪蹄的开支！难怪那时的歌曲中有“兵强马又壮”这句歌词，因爲每天5分钱的菜金可以使士兵每天吃上一只猪蹄或相当于猪蹄的“普通菜肴”……所谓“小米加步枪”拟可改成“小米、猪蹄加步枪”。知道了这个秘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败在每人每天吃一只猪蹄的共产党军队手中就毫不奇怪了！

想来，那时延安每人每天一只猪蹄水平的革命生活真是令人神往，也难怪大批青年俊杰跋山涉水、义无反顾地奔赴此地了。即使在今天，同样在共产党指挥下的军队，士兵的菜金无论是否与首长相同，怕是每人每天也吃不上一只猪蹄吧！每人每天吃一只猪蹄，这生活还不够好吗？由此，杀掉那个被延安每天吃一只猪蹄吸引来，却还诟病延安存在不平等的王实味，也就实不足惜。

在中共建党的庆祝、纪念、回忆文章中，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会读得人们热泪盈眶，今天再读，则茅塞顿开。茅塞开后，泪没了，火来了。比如，以前人们从文章中得知周恩来每星期坚持要吃一两顿粗粮时，甚是感动：人民的好总理真是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啊。然而，现在再读这些文章，“小康”时代的人们已经知道了只吃细粮的坏处和适当吃些粗粮的好处……由是再看周恩来，他的生活水平领先他统治下的人民何止四分之一世纪，可谓天壤之别呀！真是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干也干了，当也当了，牌坊也立了……

当然，不是毛泽东不能啃猪蹄、吃海鲜，不是周恩来不能以吃细粮爲主、啖粗粮爲辅，而是无论怎样，中共都应该把其逻辑和其历史统一起来，不要再围绕著逻辑编历史，也不要再根据这样的历史来捏造逻辑。

时下，中共自己的喉舌正加大调门，力图在七月一日那一天到达高潮。八十年来，中共总是自己把自己弄到高潮，这已经成了一个改不掉的习惯。

这也难怪，孤家寡人，不自己把自己弄到高潮，何以自慰？只是七老八十，浑身上下都是毛病，它果真还能有暇体会到高潮时的那种快感？

戴晴、司马璐、苏绍智评说中共八十年功过

【大纪元6月30日讯】 据美国之音记者陈苏报导，今年7月1号是中囯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日子。目前中国正展开中共党史的宣传活动。80年来中共走过的道路以及它对现代中国産生的影响是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有人认爲，中国革命有著强烈的历史进步意义；也有人认爲，中共是一个利用恐怖和谎言作爲统治手段的集权专制政党。 中国著名作家戴晴女士说，现在每天听到最多的报导，就是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好像它从80年前建党以来一件错事也没有做过，她认爲，这种宣传是共产党维持统治的手法：

戴晴说：“如果不这麽给自己脸上贴金，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爲它的统治不是老百姓选了它，而是靠武装夺取的政权，而且靠武力维持著。所以根据它上台的不合法性和它自己心里不自信，它必须用这种漂亮的大话来掩盖过失。”

戴晴表示，中国民衆真正出自内心赞美共产党的时候不是没有。当新政权刚刚建立之际，全国人民和爱国民主人士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但是随著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讲真话的空间越来越狭小：

戴晴女士说：“到了现在，就是基本上没有了任何说真话的空间，它是用庸俗话和利益化来垄断全党，他们觉得干吗要说真话，干吗要让顶头上司不高兴，让他不高兴我能得到什麽好处，已经不是从理想、从真理、从信念出发。”

司马璐先生曾经在1937年加入共产党，担任过延安抗日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来在香港研究中共党史，出版党史专著十多册。他说，中共早期的党员有很多理想主义者，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对俄国革命发生兴趣的知识份子，他们希望改变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司马璐说，在建党问题上他们之间出现了两派的论争，列宁派占上风，导致了中囯共产党成爲目前这样的集权专制组织：

司马璐说；“一派的人主张，要发展对共産主义有真正了解的人爲党员，以教育爲主。另外一派人主张，同时列宁也是这样讲的：共产党就是要讲激烈，讲服从，凡是能够服从组织的，行动听指挥的，不管他对共産主义有没有了解，都可以做党员。”

司马璐认爲，这样一个信奉暴力的组织之所以能够在几十年里吸收很多的人加入，依靠的是使用多种手法，其中包括政策多变，宣扬领导权威，两手策略，前后不一，里外不一等手段。司马璐说，共产党的内部文件记载了中共领导人的两手做法。

司马璐说：“共产党对很多事情有双重标准，对外讲，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是共产党的功劳，但是对内讲，毛泽东对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的看法却完全相反，毛泽东说，平型关打得太早，仗等于是替蒋介石打。毛泽东甚至说，日本人侵略越深，对共产党发展越有利。”

司马璐指出，共产党认爲讲假话只是一种革命的手段。

司马璐说：“讲假话是从领导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讲得很清楚，做共产党员就是要做党的工具。”

司马璐举出陈独秀的冤案，中共在江西时期整肃AB 团，延安整风时期的冤假错案等例子说明中共在建党前30多年的转变过程。戴晴认爲，延安整风是中共走上一言堂道路的转捩点。

戴晴说：“延安先是整风，把还有一点点新闻自由的报刊《解放日报》改版，最后通过抢救运动，用威胁的办法，使得全党只能有一个声音，全国只能有一个声音。”

司马璐认爲，延安整风除了使用威胁的办法，也使用利诱的手段，如果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是国民党特务还可以有奖励。

司马璐说：“有一个学校的大部份小学生全部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因爲承认是国民党特务就可以发一盒饼乾。这种说谎给整个的党带成一种风气。”

中共老党员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一书中谈延安整风时也讲到这个问题。她在书中说，当时在中小学生中挖掘出国民党特务，他们的年纪从12岁、11岁，10岁，一直到发现6岁的小特务。一个小特务的姐姐对韦君宜说：“你只要给他吃的，叫他说什麽他就说什麽。”

司马璐表示，中共领导人讲假话是爲了保住权力，爲了相互利用。而下面的干部讲假话从消极方面来说是爲了保护自己，因爲共产党整人手段相当残酷，所以干部有时连沈默的权力都没有，比如反右运动，人人必须表态。他说，从积极方面来说，讲假话是爲了向上爬。

前中共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社长苏绍智引述了出生在德国的政治学家汉娜.阿伦德论述极权主义著作的观点。

苏绍智说：“她(指汉娜.阿伦德)说，恐怖是集权主义真正的本质。第二谎言是集权主义主要的工具。后来萨哈洛夫夫人发挥了一下说，恐怖和谎言成爲集权主义遗传密码的一部份。永远消不掉，要遗传到下一代。”

苏绍智认爲，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集权主义的政权，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前还坚持称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因此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加入共产党的队伍。美国哈米尔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李成说，中囯共产党提倡的平等、女权和民主等观念，当时得到了广大民衆的接受。

中共党日挂念Suzie

 鲍彤为中共八十年而写的《透视中共》说，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没有政权的时候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政权到手之后为永远牢牢抓住政权而斗争。余英时在《信报》上写《读后》说，那是一针见血之言。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民心向往的不是史太林体制的共产党专政，是和平、民主、自由的中国。余先生说，那时的民主人士和一般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是天真幼稚的，「他们不可能想像世界上会存在共产党一套『统战』的骗术」，甚至建政那年通过的「共同纲领」，其实也依然是统战的续剧。

中国现代史上雍容华丽的宋庆龄先生似乎并不那么天真幼稚。二十年代她和陈友仁、邓演达流亡苏联的时候，史太林已经展开对托洛斯基派的清洗运动。他们去见史太林，史太林敦促他们回国跟蒋介石合作。宋庆龄看破真象，一心只跟加里宁夫妇交往，经常和他们在莫斯科郊外的寓所滑雪玩乐。

李辉那篇《宋庆龄：永远的美丽》说，一九三一年，美国年轻记者伊罗生（HaroldIsaacs）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和宋庆龄的帮助下，在上海创办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一九三四年，伊罗生不同意在《中国论坛》上发表支持史太林反对托洛斯基的文章，刊物随即断了经费。伊罗生到欧洲，拜访了流亡挪威的托洛斯基，托洛斯基替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写序。从此，中共把伊罗生归类为不可原谅的托派分子。

伊罗生决定离开上海。他到莫里哀路二十九号跟宋庆龄道别。宋庆龄满怀忧伤，送他到门口的时候提醒他要小心。伊罗生以为她说的是小心国民党的暗杀。她说不是国民党，是我们的共产党朋友。伊罗生一脸迟疑看宋庆龄。「不错。」宋先生重复说，「注意安全。你不了解这些人，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汤雄写《宋庆龄最后的日子》说，宋先生那份写了三十年也修改了三十年的遗嘱一直锁起来，钥匙藏在她的枕头底下，吩咐保姆钟兴宝等她闭上眼睛后才能交给组织。可是，在她昏迷的几天，上级已经派人来要遗嘱，钟兴宝不给，钥匙终于让新来的保姆顾玉凤偷走了：「我也是奉领导命令才这样做的。」她说。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宋庆龄正式入党。五月十六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名誉国家主席称号。五月二十九日，宋庆龄逝世了：这位伊罗生和外国朋友眼中的Suzie八十八岁。

——原载《Apple daily 》

中共八十年：就一个骗字了得！

转自【每日中文】

“七一”就要到了，这些天电视屏幕上炮声隆隆，战火纷飞，中共的前辈们一个个道貌岸然地英姿再现。他们那时在忙碌些什么？据说目的是为了要把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专制腐败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下解放出来。八十年过去，共产党掌权已经五十二年后的今天，中共当初鼓动民众的口号实现了没有？没有！事实情况是专制更专制，腐败更腐败。官僚资产特权阶级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反而比蒋委员长治下不知要厉害多少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民主运动这个词又成了天下第一禁忌，要求实行民主的人士又成了大逆不道之徒。面对要求民主的呼声，中共头目的说词竟然是因为中国有一亿多文盲，所以民主选举、新闻自由等制度不宜实行。且不论文盲未能大幅减少是谁的责任以及因为存在一亿多文盲就得剥夺十多亿非文盲的民主权利是否荒谬至极，难道当前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要比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呐喊民主之时更高？！

凡经历过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腐败的人都会拿过去与现在的腐败程度作对比，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得出目前共产党的官员要比那时国民党的官员腐败得多的结论。至于全社会的腐败，如医生割开肚皮要红包，学生上学要送礼走后门，铺天盖地的假冒伪劣商品、有毒食品等等荒唐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倒是闻所未闻。

说起官僚资本对人民财产的掠夺，共产党的太子们更是前无古人，估计后面也不可能再有来者超越了。数以万亿计以共产的名义没收、积聚起来的资产，几亿人几十年的血汗，在十年不到的时间里一大半就被他们，以及靠走私、行贿、钱权交换和色权交换而暴发的新权贵们巧取豪夺据为已有。象厦门远华这样被查处的案件仅仅是冰山一角，大多数贪官污吏仍然在心安理得地过著荒淫无耻的生活，挥霍著贪污受贿来的不义之财。

如此倒行逆施得以维持，中共除了靠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残酷的镇压之外，有一大法宝或称绝招，那就是欺骗宣传和片面宣传。官方传媒把科技进步带来的局部经济发展统统归功于共产党及其领袖的英明领导，把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上世纪六十年代进行纵向对比，却从来不将大陆人民的生活与同为中国人的台湾进行横向对比，这样它就不用向人民解释为什么两种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结果是台湾的人均收入是大陆的二十倍！官方传媒上充斥著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部分人民小康生活的宣传，却很少看到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人民有病无钱治，没钱交学费的悲惨处境的报道。

回过头来再看看银屏上当年的红军战士们，出生入死最终是为了谁？为了什么？尤其是那些战死疆场的人们，他们也是受骗者。

江泽民党庆“做骚”演说：心有余而力不足

【大纪元6月24日讯】 江泽民党庆「做骚」演说会有新意吗？ 能言兼会「做骚」的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会于七月一日在人民大会堂向全国发表另一场「纲领性」演说。不错，当天正是中共八十年党庆。但海内外关注的是：江泽民会有新意吗？

熟悉江泽民阵营的人士相信，为了延续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他将尽力修补这近百年老店的形象，并会强调党中央整顿党纪的决心。

毕竟，领导层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六千四百五十万党员(其中很多是高干)具备合格的工作能力及操守。

江泽民已说过，改善干部制度是未来十年政治改革的重点。分析家认为，中共将会宣布改善干部制度的相应措施。

党内消息来源称，北京正筹组考试院，藉以确保干部的取录过程公平正确。

公开招考副部长级干部

江泽民最近作内部讲话时亦表示立意要建立公开招聘的精英干部制度。

「以前，几乎所有高级干部都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一名党内人士说。「现在政治局已同意，未来十年将公开招考不少副部长及副省长级干部。」

领导层又声言，清除不称职官员已取得初步成果。朱熔基总理去年开始施行一种干部责任和问责制。

不少省份已订出措施把无能干部革职。例如，安徽省官员如果连续三年在评核试表现欠佳，就会面临纪律处分。

最近受到免职、降职或谴责的高级官员包括江西省委书记舒惠国；陕西省长程安东；和云南省长李嘉廷等。

重要任命出于派系考虑

然而，观察中共多年的人士质疑，这样对制度略加修补的做法能否见效。首先，依照江泽民的计划，□会在一党专政的环境下招聘、录取及评核干部。

虽然江泽民班子看似愿意确保招募过程公平公开，重要任命却依然出于派系考虑。

过去半年所委任的省长及省委书记，泰半属于中共三大集团：江泽民的上海帮、胡锦涛副主席的共青团派系以及太子党。例如，江泽民最近委派上海旧部下孟建柱接替渎职的舒惠国出任江西党委书记。

愈接近中共十六大，政治角力愈趋剧烈，同时亦显示出，人事调动的关键在于派系利益及内斗结果。

执行党纪方面，西方分析家指出，中共所公布的党员开除数字，正好说明这举措毫不彻底。毕竟，被逐出党的近五十万人，□占党员总人数不足百分一。

连半公开的文件都说，在公安及海关等单位中，腐败干部几乎十中有一。

贪官有上层关系易逃脱

中共寻求改善干部制度，而领导层□是一味要求干部改造自我的品德、世界观及工作方式，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江泽民两年多前就天天喊「三讲」，要干部讲学习、讲正气、讲政治。江泽民本月初视察江西省时作出训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一个「好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学习和生活作风。」

清华大学被视为干部摇篮。朱熔基最近在该校演讲，同样要求学生「为人正直廉洁，一身正气。」

但这种「儒忠」式导向有其弊处：除非政府权力受到制衡，同时传媒亦能作出监察，否则，即使干部是圣人也会很快腐化。

在中共有权调查贪污及其他罪行的，□得运作神秘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种制度下，有上层关系的贪官很易逃脱。

建立良好文官架构的西式方法是设立监察制度，而非塑造清官。《人民日报》最近一篇评论亦承认：「『清官政治』是一种靠单纯『官德』，维系的『人治』机制。」

尽管江泽民等人几乎每天都在说教，全国仍不断有干部继续犯上骇人的错误。

江泽民政改讲话反对普选

不幸地，江泽民最近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显示他益发远离一人一票及多党制衡的西方价值观。

在代议政制方面，江泽民提及印尼、菲律宾及印度那些亚洲国家的「政治及社会动荡」，藉以支持自己反对普选的论点。

江泽民说，他倾向新加坡及马来西亚那种「精英制度」；并重申中国未来的改革重点，是在中共的监督下，公开挑选饱学的精英分子出任高职。

江泽民强调，北京可以招聘到一批「又红又专」，政治上信得过的干部实行专家治国。然而，观察家相信，他的最大动机不过是维护中共特权的「长治久安」。

(转自苹果日报， 原题:有心塑造清官却欠监察制度)

中共建党八十年，谎言一大堆

苏绍智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中共应该实事求是对待建党八十周年。今年七月一号是中囯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日，对于这样一个应该说是喜庆的节日，中共高层却极爲紧张，爲了它而加强控制舆论，据传媒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指令各大传媒在宣传报道中，要歌颂体现三个好：就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 开放好，同时要求出版部门严禁出版涉及文化大革命批评毛泽东的出版物，以免影响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相，中宣部指令企图以控制舆论的办法来维持中央的光辉形象，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共的形象如何，应该由人民来评说，不是靠中共自封的，也不是靠自吹自擂的，更不能靠隐瞒或者篡改客观事实的宣传报道来造就的，从中共八十年的历史来看，它给人民带来灾难损害的事比比皆是。就大的事件来讲，有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一九五八年到六二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九六六年到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它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而其根源就是毛泽东的极左理论和极左路线，所以，谈中共八十年，不能不涉及到这些事实和评论毛泽东，毛后时期的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门惨案，以及最近中国的贪污腐败盛行，社会治安恶化，贫富悬疏两极分化，工程师和农民贫困，整个社会存在深重矛盾和危机，这一切难道能抹杀和篡改吗？其严重的程度难道可以因爲掩盖而可以避免吗？难道人民的谈论可以禁止得了吗？即使在报刊和电台上可以被禁止得了，互联网上难以禁止，流传于群衆中的口碑更不能够禁止，正是谓所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爲了在中共八十周年纪念日前后能够出现一片颂扬中共之声而加强控制舆论，这本身就显示中共领导层内心的虚弱和没有自信心。这种伎俩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已经表演得够了。那个时候花费了上百亿的人民币及人民的血汗钱来举办盛典，在游行的行列里和纪念文章中只谈成绩，不谈缺点，抹杀历史真实，以突显中共的伟大的光荣正确，制造江泽民的个人崇拜和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权威，结果遭到人民群衆的批评和谴责，使江泽民和中共的威信更加降低。中共建党八十周年如何纪念，中共当局现在还没有具体安排和布置。从中宣部的指令来看，中央领导层不会吸取教训，因而看来难以突破建国五十周年庆典的框子，当使中共内政外交处于多事之秋，经济政治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恶化之际，中共领导层既然会老调从谈，夸大宣传中共伟大光荣正确，加强宣传对江泽民个人崇拜，希望能借此强化党的领导，其结果将恰如其反。如果中共作爲一个严肃的政党，实事求是的政党，应该改弦更张，在建党八十周年的时候，认真回顾中共八十年来得失成败，通过实事求是的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循求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源，与人民一起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并根据评说的结果，认真改造党，只有把党改造成爲现代化的，人民的，民主化的，群衆性的政党，才能够提高党的威性，和人民群衆一起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化，这样才能够开辟新的未来，共产党才能有它的前途。

共同反省中共八十年的历史

--评中共建党八十周年

王丹

【大纪元5月26日讯】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日，中国宣传部门已确定庆祝的主旋律为"三个伟大"，即中国共产党伟大、社会主义伟大、改革开放伟大。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听了这样的腔调一定会觉得耳熟，"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就被加冕"伟大"的头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等等；在中南海南门前，至今还挂著横额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若论起天下脸皮厚之事，中共的自吹自擂怕是要名列前茅了。古代封建帝王尚且知道让臣属山呼"万岁"，现在的中共找不到多少国人甘愿高呼"伟大"，于是挽起袖子，自己称起自己伟大来了，真是事必躬亲，不辞辛劳，不由得让人想起那句拍马屁的经典之句："领导，您亲自上厕所来了？！"

一个执政党，如果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要不顾天下人嗤笑，自己歌颂自己起来，恐怕是劫数已尽的表现。这倒提醒我们：是到了给共产党起草悼词的时候了。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应当说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党，其成员多为带有左倾激进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并因此而产生了对渴望革命的一代中国人的号召力。从这个角度讲，中共是应运而生的，我们不能因为共产党今天的表现而将其起源也视为邪恶。但是，当共产党开始拥有实力，乃至掌握部分地方政权，直至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这个党迅速堕落，开始成为民族的不祥之物。到了今天，共产党号称有三千万党员，但是凭良心说，真正抱持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并真正打算如入党誓言所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又能有几个呢？

八十年下来，共产党已经蜕变成用尽一切手段、不惜代价维护统治权的利益集团。这一段八十年的党史，不要说共产党自己，就是国人也应该进行认真的反省。我们会发现，这种反省会带给我们很多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疑问：为什么一个当年朝气蓬勃的政党成为今天背离民心的寡头集团？是什么腐蚀了这个党？暴力革命的手段对共产党的发展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共产党的历程在多大程度上是外国势力干涉的结果？共产党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在共产党自我标榜的"伟大"背后，全民族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中国要向前走，可以从共产党的历史中吸取哪些教训？

回答这些疑问，并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更是为了以后终于摆脱了共产党阴影后的中国，因此应该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这样的思考。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80年回首：长征路重镇 今天变毒窟

【大纪元6月28日讯】四十四岁的的士司机罗国刚，其貌不扬，但语出惊人：「我有四个老婆、四个儿子！」 别以为他妻妾成群，他只是说得夸张，其实离过三次婚，每个老婆都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大的今年十八岁，小的只有三岁。

苹果日报报道，在街上拦下罗国刚的车时，他那一口贵州话，实在没办法听懂。但在知道我们来自香港以后，他终于慢慢改用带遵义腔的普通话与我们闲聊。

罗国刚说，他在八十年代初就开客车跑广东、福建，曾被抢劫，也曾因私带香烟被没收，要透过在当地的贵州籍三陪小姐去疏通官员。

但最令他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在东莞，抽别人的「加料」（毒）香烟，结果又吐又呕，从此，他就对毒品「不感冒」（不感兴趣）。

遵义是昆明、贵阳往返重庆的必经之路，也成了一些毒贩、吸毒者看好的落脚点。今年初，有客人以一万元（约九千三百港元）包罗国刚的车去昆明。车到半路，他愈想愈不对头，为甚么不坐飞机、火车，要如此辛苦？

的士司机怕儿子吸毒

在套出客人是准备从昆明运毒品回来后，罗国刚不客气地说：「你的钱我不想赚了，我也不坏你的事，请你下车。」面对如此正气凛然的要求，客人惟有下车。

「我不跑长途赚大钱，改开出租车，就是为了照顾家庭，担心大儿子染上这个……」他用右手做出一个像显示「六」的动作（拇指、尾指翘起，另三指握拢），拇指靠近嘴边，意即吸毒。

「这的年轻人玩这个的很多，我也担心儿子惹上了毒瘾，再多的钱也没用。」罗国刚诉说他的育儿大计，儿子正在修读技术学校课程，他准备明年送他去当兵，退伍后让他去当公安。(

赖昌星口述实录让众多中共高官心惊肉跳

「多少人闻书丧胆！」这是明镜出版社为即将出版的《远华案黑幕》定的广告辞。但当你知道这是一部远华案主角赖昌星一百多个小时的口述实录时，你就知道这绝不是一句戏言。中共建政以来，还没有任何一家被揭露出来的经济罪案，涉及如是众多的高官、将领、间谍、商人、明星，而且牵扯到大陆、台湾、港澳和海外。但是，过去的中国官方报导、坊间传说离事实真相多有多远？如今赖昌星亲口道来，自然令不少尚未被揭露出来的人物心惊肉跳。 多维社报导，中国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已多次公开誓言将赖昌星引渡回国，中国政府更多次向加拿大政府和赖昌星本人承诺不被判处死刑。随著决定赖昌星命运的加拿大难民聆讯日期临近(七月三日开始)，加拿大媒体开始大篇幅报导「远华案」，加拿大最大的英文报纸《环球邮报》二十三日甚至用了整整两大版加以报导。

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案」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案」，被指涉及走私金额高达数百亿人民币之巨，中共动员三千多人专案调查，已有上千名官员遭撤职查办，二十多人被判处死刑，但是此案依然扑朔迷离，仍有涉案人逍遥法外，甚至身居要职。

远华案主角赖昌星声称自己有「很大的冤情」，赖昌星的这些「冤情」以及远华案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现巳被记录在《远华案黑幕》一书中。

坊间的诸多相关报导、书籍或是完全采用官方的一面之词，或是臆测、虚构的「记实文学」，《远华案黑幕》一书则披露了前所未闻的第一手内幕材料。

刚于上月获得2000年度加拿大新闻界最高荣誉「加拿大记者协会奖」的盛雪表示，她在今年的二、三月份三次前往温哥华，采访赖昌星总共一百多个小时。其中两次是在监狱进行，一次是在赖昌星被软禁的家中。对赖昌星的直接采访共一百多个小时，录下数十盘磁带。在赖昌星家中所做的采访，赖的太太也参与谈话，提供资料。此外，还有无数次对赖昌星的电话采访。

盛雪的助手还前往厦门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取得了部分远华重要案犯、红楼工作人员、律师、案犯家属的证词和中国官方文件。

盛雪表示，《远华案黑幕》将使你了解：赖昌星，如何从一个只受过三年小学教育的福建晋江的农民成为中共各级高官、要员争相交往的座上客；如何从一个早年白手起家的小商贩，成为坐拥数十亿元资产的富商巨贾；如何从一个曾纵横中国政、军、商各界的风云人物，成为亡命天涯的头号通缉犯。

盛雪表示，此书将使你发现：中共高层利用和围绕「远华案」而展开的权力斗争，和赖昌星牵涉的两岸三地的间谍战。使远华案案中有案、案外有案。这案中案，案外案，远比走私案要复杂得多，要惊心动魄得多。可以说「厦门远华走私案」已成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杀机重重的角力场。

至于《远华案黑幕》到底揭露了多少官员、巨贾、名流的丑闻，将陆续予以披露。

国际媒体评中共庆祝建党80年

【大纪元6月27日讯】 据美国之音记者程波报导，一些国际媒体就中共建党八十周年发表评论，指出在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背后，中囯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内部潜藏著各种矛盾。 再过几天，就是中囯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的日子。北京正在大张旗鼓地准备庆祝活动。各种媒体用了大量篇幅宣传中共的光荣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以来的业绩。文艺舞台上也充满了以歌颂中囯共产党爲主题的作品。爲了不让这个主旋律受到干扰，中共宣传部门下达指示，六周内不得上映外国电影。预计纪念活动的高潮将是在七月一日由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发表长篇讲话。

外国舆论对这项纪念活动十分重视。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导说，这次纪念活动突出了江泽民1989年担任总书记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把对江泽民个人的称颂放在重要地位。<<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评论，把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并说它将给中国带来伟大的复兴。

*江泽民的诗被收入小学课本*

来自上海的报导说，江泽民的一首诗已经被收入了小学课本，它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伟大人物的崇敬。来自北京的一份官方消息说，江泽民正爲将要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的那份讲话做最后的润色。

然而，外国观察家指出，在热闹的庆祝活动背后，中囯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著严重的问题。党和政府官员中普遍的腐败现像和玩忽职守就是其中最突出的。根据中国上周公布的报告，十二年来中共已经开除了四十七万多党员，对他们的指控主要是道德问题和玩忽职守。这个资料约占中共成员的百分之一。但实际上，据报导，公开和内部的消息都显示，没有受到惩处的腐败分子，已经占了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

CNN 说，中共领导人正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对官员进行道德教育，朱熔基在清华大学警告官员说不要做遗臭万年的人。但是，如果没有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即使最廉洁的官员也会变得腐化。此外，那些老奸巨猾的贪官也往往能够逃避制裁。报导说，实际上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中国知识份子的一份宣言就已经指出了这个权力和腐败之间的关系，宣言说：“我们宁愿要一个受到制度制约的坏的领导人，也不要一个在非民主的不透明的体制中掌权的天使。”

*腐败现象愈演愈烈*

腐败问题不但难以杜绝，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使得中囯共产党领导人处于越来越大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之下。但是，江泽民一直表示，中国不会采用西方的民主制。CNN报导说，在最近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江泽民说“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有很多问题。人民可以选举总统，但总统照样任人唯亲。”江泽民还说应该对自己的一套选拔干部的制度充满信心。

德新社的报导说，最近由曾庆红主持的一份内部报告，列举了共产党所面临的危机。这份报告题爲“2000-2001年中国调查报告：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报告说经济、种族和宗教的矛盾和冲突，在未来十年内很可能会不断升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会带来新的危险和压力。贫富分化以及公开和隐性的失业也会加剧社会不满。报告说所有这些因素“将会对社会稳定産生某种威胁并挑战中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德新社说，在中共庆祝建党八十周年之际，观察家们正在就“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提出各种看法。有的认爲中国将要重演苏联崩溃的一幕，有的说中国将会在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控制下，以渐进的方式完成现代化，犹如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但是不管怎样，对中国人民来说这都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姓林的中国历史教授说：“中国人应该把所有这些历史转变的先例，都透彻地加以研究，避免重蹈覆辙。”

新书《中共风雨八十年》介绍

【大纪元6月25日讯】

序 余英时

序 金尧如

目录

一，叛乱年代

毛泽东主张把中国分成二十七块 周恩来与顾顺章灭门血案 徐向前对批判张国焘的异见 共产国际斯大林赏识毛泽东

二，政治运动

五十年运动血债累累 在印尼的“抗美援朝” 我的第一次——整风反右回忆 “大跃进”前后经历记 我在文革期间的醒悟 “四五”天安门事件经过 “六四”镇压的四步棋 江泽民发动政治运动取缔法轮功

三，改革开放

中共理论的贫困兼谈陈独秀主义 评毛与中共的思想解放 十年经改回顾展望研讨会散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怪胎

四，文化资讯

四十年来的中共知识分子政策 内外设禁，封锁新闻 网路信息冲禁区，挑战中共一言堂

五，军队国防

中共党政军的国防观 倒杨运动与军内斗争 江泽民大送上将军衔 外强内腐的中共军队

六，统一战线

为什么说民主党派是尾巴党 中共对宗教信仰的镇压 中共对海外华人的统战 费彝民与“朦胧间谍”周榆瑞

七，外交政策

收回北方失土，才是爱国主义 海湾战争中的中立伪装 中共同独裁者的战略伙伴关系 痞子外交：中共驻美官员出丑记

八，权力腐败

中共的腐败和反腐败史 反腐败的又一个过场戏 “豆腐渣工程”和中共腐败统治 从我所见过的贪官看中共吃人机器 今日域中，贪官天下

九，天灾人祸

天怒人怨哀中国 “七五八”大水和水灾的人为因素 中宣部掩盖九八年水灾惨状 渤海海难冲击中共腐败体制

十，三代领袖

毛泽东的“四个最大” 毛泽东贺子珍姘居考 海外“凡是派”与毛共舞 邓小平的最后岁月 九十高寿论定邓小平 江泽民对邓小平“各取所需” 权力迷失，江泽民仰天 江泽民为儿子接班铺路 “六四”缔造三个腐败王国

后记 封底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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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 作者介绍

凌锋，本名林保华，拥有众多笔名，如艾克思、林卫等。

一生具传奇性，先后经历过中华民国三民主义、荷兰殖民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印尼民族主义、中国大陆共产主义、英国殖民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因此省籍情结和国族观念淡薄。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后，在上海的大学任教，也在工厂当过工人和管理员；到香港后担任过信报评论版编辑和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教授的研究助理。

九七年香港主权移交前三天与妻子杨月清离开香港到美国旅游休息，并在多位知名学者、专家的推荐下立即以杰出人才身份获准定居。

对各类主义的比较、特别是对中共的深切认识提供了凌锋强劲的创作动力，二十多年来一直是香港、台湾、美国多媒体的评论员和专栏作者。目前在美国被聘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

后记

今年七月是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当局一早就宣布要如何大肆庆祝了。对掌握全国宣传机器的中共来说，要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是一件难事；然而要封杀境外的声音，就不是那样容易了。当时我就有自费出版本书的念头，批判这八十年来中共祸国殃民的事实。

一九七六年我从上海移居香港，一直到九七年再移居纽约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累积下来少说也有一千万字，其中大部份是紧跟时事揭露中共的罪行，虽然自认触觉敏锐、反应快捷，但是显然还很不全面系统，因为我的水平和能力都很有限。而如何选定内容出版成册，也颇费周章。

在香港，我先后出版过《血与泪----八九学运札记》、《老革命遇到性问题》、《神州千奇百怪论》、《花花香港》、《斑斓世界》、《闲话毛伯伯》、《闲话邓伯伯》，都是短小的杂文集子，因此这次决定要出版一些内容较长的分析文章。但是真正下决心翻箱倒柜已经是四月份的事，在妻子的鼓励与全力支持和亲友的帮助下，终于使一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时间非常的紧张，而且也筋疲力尽。所幸余英时教授在荣休之日举行国际研讨会的百忙中答应为本书写序言，一直把我当小辈关爱的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老也应允为我写序，这都使我铭感五中，并且激励斗志。

当前期的准备工作即将结束时，媒体报导中共庆祝建党的主旋律是要歌颂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很抱歉，我的这本书中写的是共产党如何不好，社会主义、至少是中共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如何不好；而对改革开放就要具体分析，本来是件好事，但是中共在六四后完全拒绝政治改革，使改革开放走上歪路。看看六四后缔造了邓小平家族的地产有色军火王国、李鹏家族的电力王国、江泽民家族的电信王国，就知道其中夹带了多少私货。而江泽民今年五月出席在香港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时把儿子江绵恒也带上了，父子毫不避忌地同台为财富共同奋斗，可见中共和他们的领导人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而这种对财富的急切心情是否也反映了八十年后“来日无多”的前景？

这次收进的文稿最早一篇是一九七七年到香港不久之后写的，其中的认识和观念同现在自然差别比较大。二十多年来，我本人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经历了不惑、知天命之年的写作高潮，就是耳顺也还一发不可收拾。借这个机会审视自己写作的“手迹”，不但没有后悔，而且感到自豪：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我居住过土地的亲人、朋友及人民。

凌锋 二00一年五月六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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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堯如序

凌锋老弟建立他自己独立的政论事业是一九七六年毅然告别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昂然立足于香港自由土壤上开始的。他的政论全面揭露和批判中共在大陆假借「革命」之名，使用暴力推翻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起专政统治，广施共产暴政，扼杀民主自由的劣行。

他的政论一登场，立即受到当年香港报刊的普遍重视，引起香港同胞的广泛欢迎。当然，也受到中共驻港新华社的严加注意。「这个凌某人是何方神圣？是从哪股势力杀出来的？」我当年在香港《文汇报》负责工作时，新华社领导人曾对我有此一问。据说，北京中共的《内部参考》方面也对他有些政论中的内幕情节和批判感到一点惊异。因为凌锋老弟的本名是林保华，自然查不到凌锋其人。

凌锋老弟的政论确实大不同于香港当地一般的反共文章。有他独有的内容，独有的剖析，独有的风格。我当年看他在反共报刊上的文章，其批评中共各种各类的革命谬论及其暴行，也总是摆事实讲道理，做到以理服人，以理胜人。他拿中共所作所为的事实，有系统的揭露和批判中共在大陆上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斗争运动」和「共产主义建设」，指出其镇压人民和剥夺人民的本质。中共无言以对。当年我负责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的新闻宣传方针贯彻工作，但对凌锋的文章没有回敬过，实在也无以回敬。虽然他曾在反共报上写文章讽刺我已经享受到「一国两制」的生活。而在中国大陆上的「八九民运」和天安门广场上「六四屠杀」之后，我和凌锋老弟成了好朋友。

现在，我应该说，是我跟他走上同道了。但是，「六四」后一年我避居美国之后，是我力劝他在「九七」香港回归之前，务必移玉来美，不可在香港享受「一国两制」生活。这一步，则是我拉他走上同道了。

凌锋来美也接近四年了，其在美国、香港报刊和台湾《中央日报》和《自由时报》等报上所写的文字，当然也引起中共在美领事馆和北京有关部门的注意。因为自从中共收回香港后，其在海外的华人统战工作的重点已移往美国和台湾两地。凌锋老弟的反共政论当然也被他们认为是他们开展华人统战工作的障碍。这是一点不奇怪的事。

然而，奇怪的是中共自己忘记了凌锋的反共政论正是中共自己「身体力行」当上凌锋的「反面教员」教育他成功的。须记得凌锋出生于一个爱国华侨家庭。因此，我以凌锋为榜样，说一说中共是如何善于把许许多多热爱祖国，向往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教育」成反共的名人志士。

须记得凌锋并非生来反共之人，他出生于印尼一个爱国华侨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一家爱国侨校的校长，母亲是教师。当年抗战期间，中国有许多胸怀祖国而倾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文化人在印尼办学办报。凌锋老弟显然是从小受到这两方面思想影响。一九五五年，他以一个中学毕业的华侨青年，向往祖国，离家别亲到北京来读大学，参加建设共产主义新中国的大学。这一颗赤子之心多么珍贵，多么可爱啊！

然而，在他于一九五六年考入「人民大学」的第二年，即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整风反右」运动，他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和几个同学合写了几张帮助人民大学党领导的大字报，却想不到很快被定罪为「右派反党小集团」了，只此一端就受尽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

一年后，他又身经目击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再发动的「人民公社」农村生产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运动。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又坠入「十年浩劫」之中。

一九七六年，「十年浩劫」告终前夕，全国经济和政治处于崩溃边缘，凌锋老弟终得以回印尼探亲为名申请到香港，从此脱离了中共大陆的炼狱。回头一看，他从一九五五年自印尼回到「最亲爱的祖国」，至一九七六年告别，其间在祖国大陆二十一年，只有头一年就算在「人民大学」平平安安的读书，其后十九年都身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中，共产党的大炼狱中。

最后，我愿提醒中共，到今天多年来千百万的大陆人民逃到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成为反共志士，凌锋只是佼佼者之一而已。中共应认真考虑的是如何改造自己和掌握自己命运了。

金尧如：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浙江省政协常务委员；一九四七年大陆变色前夕担任过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六四”事件后移居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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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序

林保华（凌锋）先生自从一九七六年到香港之后，二十多年中写了大量评论中共政权和回忆他在大陆二十一年(一九五五----七六)生活的文字。他的评论因为有亲历经验作根据，无不入木三分；他的回忆，由于是痛定思痛的结晶，篇篇都有血有泪。我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读这些文字，第一个感想是：这正是最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中国史学上将史料大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外在事象所遗存的痕迹，不妨称之为“迹史”；第二类则是每一时代人的内心挣扎所留下来的声音，用宋末遗民郑所南的名词表达之，则可称之为“心史”。杜甫之所以被后世尊之为“诗史”，便是因为他的诗传达了安史之乱的唐人心声；元末杜本辑宋末人的诗为《谷音集》，也是此物此志。保华所挑选的二十万字，恰好兼收了“迹史”与“心史”，其价值将随著时代的推移而越来越显现。记此五十年“心”、“迹”的文字自然不限于保华一人，他日史家博考众说，便能重建这一段“劫尽变穷”的信史。苏联极权帝国崩解之后，官方的档案已大批公之于世，历史真相也逐渐呈现于读者眼前。列宁残杀“富农”的手令今已发现，共产党第一代首领的凶暴便再也无法掩藏了。中共内部档案必将步苏联后尘，一一成为历史家研究的对象，祗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为期已不在远。苏联政权存在了七十多年而终于自我结束，这是一个最可靠的“前车之鉴”，也为我们提示了一个时间表。等到官方档案出现之后，保华和其他同时代人所保存的“心”与“迹”便更能发挥出史料价值了。

中共即将大举庆祝“建党八十年”，展开自吹自擂的宣传攻势。保华心怀不忿，深恐世人为其所愚，竟慨然自费出版这部文集，他的救世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尊敬的。我十分赞成他出版这部“心史”与“迹史”，但是我要劝他保持内心的宁静，不必为表面的纷扰所激动。林肯说得最好：“你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但是决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于永久。”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了几千年不断的古老文明。这个古老文明中确包涵了许多沉渣积淀，必须经过长期清洗才能重新获得生机。五十年来，这一切沉渣积淀都已浮现在水面了，其实这正是“贞下起元”之象，我们对于中国文明新生的远景祗应该越来越乐观，不应该悲观。中国今天才真正处于“多难兴邦”的前夕，中国人重回文明正流的日子已是可望而又可即了。《西游记》中唐僧一人取经还要忍受八十一难，何况是十二、三亿人的大群体要彻底调整它的生活方式呢？

“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流传千载的名句是值得保华反覆吟味的。

二十一世纪元年五月十二日

余英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今年七月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

中共七一宣传的效果：适得其反

【大纪元6月26日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前，中共早早地展开了宣传攻势，试图以建党80周年为契机，重塑共产党新形像，挽回因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而渐失的民心及信仰危机。图为中共为党庆宣传造势的大型舞剧《闪闪的红星》一幕。 。 BBC报导，中共的官方喉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在各自的网站上开设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专题网页，最近中央及各省市的电台电视台也在黄金时段联播"革命影视作品"。 此外，中宣部也在全力以赴地为一系列建党纪念活动造势，中共还打算七月一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届时将发表重要讲话。

甚至就连多年来很少排现代戏的中国京剧院也推出了《江姐》、《油灯灯开花》等歌颂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戏，以纪念中共建党80周年。

树立新形像，靠行不靠言

香港《明报》报道说，中共中宣部曾经命令各大传媒在建党80周年纪念的宣传报道中要歌颂和体现"三个好" (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同时要求出版部门严禁涉及"文化大革命"、批评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等书籍出笼，以免影响中共的"光辉形像"。

另一家香港报纸《东方日报》也报道说，中宣部最近发出通知，把建党八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前全党最重要的一次活动。

《东方日报》说，江泽民在"七·一" 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将总结中共80年奋斗史、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教训，要求全党继承革命传统，在新时期树立起新形像，以迎接未来国内外新挑战。

但是，"树立新形像"不是仅仅靠官方宣传媒介大张旗鼓地宣传就能奏效的，对中国普通民众来说，更重要的不是"言"而是"行"，中国共产党内、尤其是中共领导层内严重的腐败现象，显然非常不利于中共"树立新形像"的努力，而且，如果言行差距太大，其宣传就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然而，综观中国的"七·一"宣传，似乎并没有努力缩小这种言行的差距，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和分析。

例如，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七·一"专题网页的文风似乎与过去无甚不同， 6月18日该网页曾经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伟大的历程，光辉的业绩》，读一下文章的内容，恍如重读文革时代的纪念文字。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也从6月20日开始发表"纪念建党80周年"的系列述评，第一篇述评的题目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说是述评，但既没有客观的叙述，也没有冷静的评论，有的只是充满浮夸激情的歌颂。

“喉舌”无真话，小道消息传

据《东方日报》报道说，中国大陆各级电台电视台及传媒，早前均接到中宣部指令，要求宣传"主旋律"。

如何宣传"主旋律"呢？一是反覆回忆中共的"辉煌史"：据报道，中国全国的电子媒介目前正进行"革命影视作品展播月"活动，在黄金时段放映回顾共产党革命斗争史、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事的电影和电视剧，令各地电视台近期的节目内容一时间"红旗招展、炮火连天。"二是对如今的腐败现象采取"鸵鸟政策"，不予报道，只报道那些所谓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事迹"。

据香港传媒报道说，中共的中宣部要求全国传媒"七·一"期间暂停报道反腐败新闻及其他负面新闻，对违反宣传纪律者将严肃处理。

谈到中共的这种"七·一"宣传，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如今流亡海外的学者苏绍智分析说，这本身就显示中共领导层内心的虚弱和没有自信心。

苏绍智认为，禁止报道腐败现象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他说："即使在报刊和电台上可以被禁止得了，互联网上难以禁止，流传于群众中的口碑更不能够禁止，正是所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评中共80年：秀出的光荣历史掩饰不住红杏出墙的罪恶

【大纪元6月27日讯】 国际媒体评中共庆党80年：秀出的光荣历史掩饰不住红杏出墙的罪恶 一些国际媒体就中共建党八十周年发表评论，指出在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背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内部潜藏著各种矛盾，独裁专制、罪恶的腐败及各种各样的不稳定因素将使老太聋钟的中共滑向深渊。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的日子。北京正在大张旗鼓地准备庆祝活动。各种媒体用了大量篇幅宣传中共的光荣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以来的业绩。文艺舞台上也充斥了以歌颂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作品。为了不让这个主旋律受到干扰，中共宣传部门下达指示，六周内不得上映外国电影。预计纪念活动的高潮将是在七月一日由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发表冗长讲话。

外国舆论对这项纪念活动十分重视。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导说，这次纪念活动突出了江泽民1989年六四后担任总书记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所谓的社会稳定，把对江个人的称颂放在重要地位。<<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评论，把江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言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

中共领导人的诗被收入小学课本

来自上海的报导说，江泽民的一首诗已经被收入了小学课本，它将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强权人物的崇拜。来自北京的一份官方消息说，江泽民正为将要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的那份讲话做最后的润色。

然而，外国观察家指出，在热闹的庆祝活动背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著严重的问题。党和政府官员中普遍的腐败现像和玩忽职守就是其中最突出的。根据中国上周公布的报告，十二年来中共已经开除了四十七万多党员，对他们的指控主要是道德问题和玩忽职守。这个数据约占中共成员的百分之一。但实际上，据报导，公开和内部的消息都显示，没有受到惩处的腐败分子，已经占了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

CNN 说，中共有些领导人正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对官员进行道德教育，朱熔基在清华大学警告官员说不要做遗臭万年的人。但是，如果没有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即使最廉洁的官员也会变得腐化。此外，那些老奸巨猾的贪官也往往能够逃避制裁。报导说，实际上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宣言就已经指出了这个权力和腐败之间的关系，宣言说：“我们宁愿要一个受到制度制约的坏的领导人，也不要一个在非民主的不透明的体制中掌权的天使。”

腐败现象愈演愈烈

腐败问题不但难以杜绝，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使得中共领导人处于越来越大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之下。但是，江一直表示，中共不会采用西方的民主制。

德新社的报导说，最近由曾庆红主持的一份内部报告，列举了共产党所面临的危机。这份报告题为“2000-2001年中国调查报告：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报告说经济、种族和宗教的矛盾和冲突，在未来十年内很可能会不断升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会带来新的危险和压力。贫富分化以及公开和隐性的失业也会加剧社会不满。报告说所有这些因素“将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某种威胁并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德新社说，在中共庆祝建党八十周年之际，观察家们正在就“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提出各种看法。有的认为中国将要重演苏联崩溃的一幕，有的说中国将会在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控制下，以渐进的方式完成现代化，犹如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但是不管怎样，对中国人民来说这都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姓林的中国历史教授说：“中国人应该把所有这些历史转变的先例，都透彻地加以研究，避免重蹈覆辙。”

中共早期的一次党内大清洗

据美国之音记者林路报道,中囯共产党的80年历史充满了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50年代的庐山会议、60年代史无前例的文革、甚至40年代延安时期的整风，都可谓人尽皆知。可是红军初创时期30年代的肃反，特别是毛泽东主导下的，尽管残酷和血腥程度恐怕超出了历代的党内斗争，可是却鲜爲人知。[富田事变]后的清洗运动，导致最多十万共产党人被自己的同志处决。但是对这一事变的平反工作直到80年代末才开始悄悄的进行，其原因何在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林路有关报道的第一部份。 *富田事变：中共大规模党内清洗*

江西民歌“十送红军”......

六十年代在中国学习、工作或生活过的人恐怕无人不晓这首江西民歌“十送红军”。秋雨缠绵、梧桐落叶，再加上野鹿的哀号，一曲勾画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告别根据地乡亲，踏上长征之路的凄凉情景。然而据考证，这首江西民歌实际上描述的是29年底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下的红四军在第三次围剿中撤离井岗山时的情景。而正是这一向赣南发展决定却成爲发生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清洗的导火线，造成数千名红军党和军队干部死于自己同志手中的更爲凄凉的惨景。这就是党史上鲜爲人知、却对中共发展産生深远影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真相*

1930年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在他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展开“肃反”，代表赣西南中共党团机构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被供称爲AB团首要人物，所谓AB团是指北伐期间国民党右派组织AB 反赤团。毛泽东认爲赣西南党组织“AB团富农充塞领导机关”，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并在组织上加以解决，12月他先后派遣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方面军秘书长古柏、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即现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的父亲，率人去省行动委员会所在的富田。李韶九一到达富田随即把省行委和红20军8个主要领导人逮捕，经过残酷的严刑拷打，获得所谓其他AB团成员的口供。在短短的5天内，抓获AB团120名，要犯几十名，并先后处决40多人。可是在他试图进一步逮捕红20军干部时，触发20军部份军官率部队包围富田，扣留李韶九等人，释放被捕同志。这就是中共党史上的[富田事变]。

*事变领导全部被处决*

然而这场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爲了避免和总前委派来红军部队之间发生冲突将红20军向西移防，同时把扣留总前委派来肃反的人全部释放。事变领导人20军团政委刘敌给在上海的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过激行动的错误，恳请处分。他们还委托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携带近万字事变详情报告前往上海中央汇报。

在江西，以项英爲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对事变采取了与总前委不同的态度，在指出事变领导人的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批评了毛泽东总前委过火的行爲，认爲应该以党内矛盾处理这一事件。可是这项决定很快就被左倾上海中央政治局所推翻。政治局将这一事变定性爲AB团反革命暴动，并派出中央代表团前往江西苏区，撤销项英的代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而以爲得到平反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此前接到项英开会的指示，在不知道生变得情况下前往苏区中央局，结果被一网打尽，全部处决，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AB团。

*红20军覆灭在自己人手中*

而红20军移防指战员完全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坚持对敌斗争，并配合广西来的邓小平率领下的红7军打了几个大胜仗。31年7月风尘辗转到达于都，接到副排级以上军官开会通知后，20军的7、8百名军官全部被包围缴械，不久这些曾经浴血奋战过的红20军官兵，除了两人幸免外，全部被处决。

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的《军事大辞典》是这样记录红20军生命的最后一站的：30年7月赣西南一带地方武装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全军2千500多人。1931年7月该军番号撤销，部队编入红4军和红3军团。“富田事变”之后开始的共产党内部的大规模清洗，最终导致最多有十万人被处决。

在中国共产党的80年历史上，50年代的“庐山会议”、60年代史无前例的“文革”、甚至40年代延安时期的“整风”，都可谓人尽皆知。可是红军初创时期30年代的“肃反”，特别是毛泽东主导下的“富田事变”，尽管残酷程度恐怕超出了历代的党内斗争，可是却鲜为人知。对这一事变的平反工作直到80年代末才开始悄悄的进行，其原因何在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林路报道的第二部份。 *富田事变冤魂10万*

美国之音报道，“富田事变”开始了中共早期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次党内清洗。在中共左倾领导下全国各个苏区掀起大规模肃反运动，据统计短短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在庐山会议受到政治牵连的前毛泽东秘书李锐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这一数字是十分惊人的，它恐怕超过了国民党和其军队对共产党的清洗和围剿。

*环境造就了共产党的残酷*

对于“富田事变”的分析有多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是由于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造成的。撰写过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传记、并即将完成毛泽东传记的美国科尔比学院中国问题学者李芾甘教授认为，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苏区的大规模围剿，以及党内不断出现的变节和叛变，这都使得中共领导人有一种被围困的心理状态。

李芾甘说：“当时有一种被围困的心理状态，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理解的。1927年以后，党遭到国民党的大规模清洗，有不少人向国民党特务叛党，党内也有人背叛，有的当了特务。在政策上中共党内也有许多不同意见。那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一样残酷无情。党内外都有许多敌人，可以把当时思想状况称为是受围困意识主导。”

*毛泽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主观因素来看，毛泽东尽管是奉上海中央的指示进行肃反，另外据中共党史专家、北大教授杨奎松说，并没有发现证据杀人是奉毛泽东的命令干的，可是现在中国国内党史研究中一般认为，作为总前委负责人，毛泽东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究竟毛泽东是因为路线斗争还是因为容不得人的个人品质而酿造了“富田事变”，学者仍有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本人在长征后和美国记者斯诺的长谈中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说成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富田事件”中首当其冲被逮捕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创始人李文林的确在30年5月参加李立三上海主持的全国苏维埃会议返回苏区后，部署贯彻和毛泽东主张针锋相对的打大城市的路线。这也就激化了和毛泽东在土地分配和地方机构归属问题上已有分歧。而毛泽东究竟是否利用政策分歧来消除异己，这将依然是只有毛泽东才能回答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被打倒的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引述曾经和朱德同上井岗山、后在肃反中被杀害的红军领袖何笃才的话说，论才干没有人能够超过毛泽东，政治主张也最正确，可是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够一视同仁。毛泽东这种不受党的纪律和伦理的约束，不惜手段消除异己的做法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一再得以印证。

*延安整风吸取了富田事变的教训*

“富田事变”和肃反中对党内意见不同的人所采取的肉体消灭办法，这甚至早于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清洗。可是，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教授说，当时军事斗争残酷，对敌特嫌疑普遍采取极端手段。而毛泽东从“富田事变”中也吸取了教训。

杨奎松：“现在也不能完全说是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或者说他个人要把这些人要清除掉就一定要清除掉。因为后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后来在“延安整风”以后，他也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比较大的失误，一个是“富田事变”，一个是“延安整风”。如果他成心要整肃那些人，象根据地肃反那么搞。按道理“延安整风”后，他不应该说这个话，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扯到自己头上来。”

59年在庐山被毛泽东打倒、文革中迫害致死的彭德怀和李锐都认为毛泽东是吸取了“富田事变”得教训，后来才在“延安整风”中规定“一个不抓，大部不杀”，使得肉体消灭党内反对派的办法成为绝响，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共产党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可是另外一方面，在“富田事变”中显示出对不同意见的人士制造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及逼供信的做法，就连中共名将肖克也深有感触地写到：“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得不堪回首。” 而在70年后的今天，取而代之肉体消灭的精神摧残，这种做法可以说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和彻底消除。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说，中国共产党有两个根本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苏绍智：“共产党建党以后刘少奇说过多少次，我们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没有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这是我们的优点。这当然也是个大问题。布尔什维克建党极左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中共按布尔什维克原则组党，本身就带有极左的特性。共产党的第二个重大影响就是封建专制的影响。在封建专制时代，处份是十分残酷的。例如抓了人犯罪，进去先打多少大板。中国传统封建一向是有罪推定论，跟民主的无罪推定一向是对立的。这也就是毛泽东过去说过的，我们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揭开中共早期历史一段血腥内幕*

49年后中共对苏区一部分被冤屈的人平了反，56年又有8千多被错杀的人平反。可是因为涉及毛泽东，“富田事变”的性质和领导人在中共党史研究上一直是一个空白，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中共党史研究人员和个别幸存者的推动下，才得到非正式平反。而人们盼望许久的正式平反红头文件却迟迟未下来。

在中共建党80周年之际，在“富田事变”前后的清洗中的几万死难者是否得到平反，似乎并不是中共的当务之急。但是，中国国内已经有一些刊物开始掀开中共早期历史上的这一段血腥内幕。

半个世纪中共外交回顾

──独裁者臭味相投

林保华

【人民报消息】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北朝鲜独裁者金日成在苏联支持下向南韩进攻，发动所谓“解放战争”，势入破竹。因为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大败金日成的军队，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五三年七月签订朝鲜停战协议。打了三年仗，中共没有宣布自己的伤亡和被俘人数，只公布歼敌一百零九万人，其中美军三十九万人；但美方公布的志愿军死亡人数就达一百零二万人了连俘虏就更多了。据统计，这场战争中共耗资十亿美元，停战后又对北朝鲜的经济建设进行无偿援助，甚至七十年代中期还帮它建设平壤地铁。中共为了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而不去“解放台湾”了。 但是中共扶植的这个金家政权是地球上最独裁、最封闭、最无耻的政权。它除了以核弹、导弹进行讹诈和进行恐怖活动和绑架之外，还从事种植鸦片、印假美钞走私黄金等非法勾当。它对中共的要求还贪得无厌，连中共也嫌烦，但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而继续相互利用。

支持镇压匈牙利革命

一九五六年三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残暴罪行。中共却发表一论和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肯定斯大林的成绩。同年十月匈牙利发生推翻拉科西集团的革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不知该怎么对付，但中共派周恩来向赫鲁晓夫施加压力，游说苏联出兵匈牙利，结果在苏联出兵下，匈牙利革命被扼杀。到了八九年柏林围墙倒塌后，匈牙利才重获自由。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苏共二十大后，因为苏共有改革和“解冻”的苗头，中共和苏共的分歧越来越大，中共欲取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而代之。五七年及六零年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解决不了纷争，从六零年四月中共中央发表“列宁主义万岁”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阻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演变，然后提出“打倒帝修反”的口号，输出“世界革命”而所谓“帝修反”主要就是指西方阵营和可能接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国家。

抗美援越

六十年代开始，中共就越来越多的介入越南的“统一”战争，从物质支援到最后的出兵参战。越共头子胡志明说：“中越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中共则说：中国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大后方。到一九七五年越南“统一”，中共出兵三十二万人，援越物质折价两百亿美元。越南统一的结果是：不堪专制统治的越南人民一批一批“投奔怒海”，欧亚北美都遍布越南难民的足迹；越共推行的排华政策使好些华侨也加入“投奔怒海”的行列，还有些被迫回到中国大陆；中越更不断发生军事冲突，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发动“自卫反击战”，越南军队用中国武器打中国军队，使之受到重大损失。

支持赤柬的恐怖屠杀

和越南统一的同时，柬埔寨共产党在中共的军事和物质的大力支持下也“解放”了柬埔寨。在赤柬波尔布特的统治下，推行毛泽东式的革命路线，将大批城市居民上山下乡，加上恐怖的法西斯统治，使七百多万人口的柬埔寨有两百万人死亡，其中有相当部份是首都金边的华人。赤柬的残暴统治远甚于越共及其他共产党，因为它遵循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左、最野蛮的路线。但在越共和柬共发生内哄，越共在七八年挥军攻入柬埔寨时，中共对赤柬倾全力加以支持。一九七九年中共对越共宣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牵制越军的兵力，使赤柬维持它的恐怖统治。

割让土地，拉拢缅甸

一九五零年六月缅甸就和中共建交。四八年开始就出任总理的吴努和中共有特别友好的关系。但是五八年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发动政变，六二年又发动一次，成立了相当闭塞军事独裁政权以后，中共不顾那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吴努的处境，和独裁者打得火热。为了“中缅友好”，为了缅甸更卖力的去消灭五零年撤到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六零年十月一日的中共国庆日，北京和缅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中缅边界条约，中共把中缅边境面积达十三万平方公里左右的江心坡和南坎地区割让给缅甸。曾经访问过缅甸向独裁者示好的中共领导人有周恩来、刘少奇、陈毅、邓颖超、邓小平、赵紫阳、吴学谦、李先念、乔石等。

遥遥支持美国后院的古巴

一九五九年卡斯特罗成功颠覆了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建立共产党式的一党专政独裁政权，被视为美国后院起火，苏联和中共不惜代价的给予支持。除了中苏互骂时它表现亲苏之外，近年来两国关系有重大改善。九三年江泽民亲自访问古巴，九五年卡斯特罗回访，江泽民破格在北京和深圳两次和他会晤。现在只有中国、越南北朝鲜、古巴四个国家还打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而特别珍惜彼此的“友谊”。

同情侵略科威特的伊拉克

一九九零年八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中共一直利用它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破坏联合国采取必要的措施。当时“六四”刚过，北京在外交上十分孤立，因此虽然同情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但又不敢太得罪美国，就不敢太放肆行使否决权，有好多时候就采用投弃权票的投机手法。但在联合国采取制裁措施后，伊拉克多次破坏联合国的武器检查工作，在美国施以必要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时，中共都站在支持萨达姆的立场上同美国及联合国作对。

默认印尼的排华种族暴行

一九九八年春天，印尼大规模排华。因为涉及人权问题，一向反人权的中共当局不惜出卖华人权益，声称那是印尼的内政，使华人听任种族主义者宰割，从而爆发骇人听闻的种族暴行。

支持米洛舍维奇的种族主义

铁托创立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解体后，一些共和国宣告独立，总统米舍洛维奇用种族屠杀和驱离的办法进行压制，不断爆发暴力冲突，北京也是站在独裁者一边，毋视各民族的自决权利，阻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的工作。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被净化时，北京对美国、北约和联合国的努力根本不理不睬，到调解失败，南斯拉夫采取顽固立场而迫使北约采取军事行动时，北京也就公然支持米洛舍维奇的行动。中共媒体一面倒歪曲报导事件，完全不报导阿尔巴尼亚人受迫害的情况，使不真相的老百姓随它的指挥棒起舞，终于酿成反美浪潮。如今，米洛舍维奇的垮台给了中共一记响亮的耳光。

江泽民签订卖国条约，同俄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一九九九年底，在江泽民的黑箱作业下，中俄签订了《中俄边界新约》。江竟然将三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我国国土（相当于一百个台湾的面积）拱手让给俄国，承认了历届中共政府都拒绝承认的中俄九项不平等条约，为此中国边防军不但没有“寸土必争”，反后撤了一百公里，单方面向俄国开放领空、领海，并承认图门江出海口属于俄国，封死了中国东北的出海口。俄国老终于一洗珍宝岛战败的耻辱，不战而屈人之兵，从此可长驱直入中国领土内不设防的所谓“缓冲地带”。

前苏联解体后，中共企图取而代之与美国争霸的野心渐渐浮上台面。中共不但以经济利益为饵，以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条件收买西方各国，还花费大量金钱收买第三世界的小国以便在联合国中组成反美统一战线，为此江泽民不惜飞到美国的后院古巴与卡斯特罗热烈拥抱。中共国防部长迟浩田最近在访问柬埔寨时又向柬提供了三百六十万美金的军事援助。中共口口声声“不称霸”，又口口声声要对别人“察其言、观其行”，但自己的所作所为却无不事事、处处暴露出欲与美国抗衡争霸世界的野心。

【人民报社论】找到家谱：流氓是共产党的老祖宗

文化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内部曾认真讨论过流氓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如果是敌我矛盾那就是阶级立场问题了，非同小可，是坚决打击的对象。这种讨论尤其在公安内部比较激烈，讨论来讨论去，结论是流氓就是共产党的老祖宗！ 共产党就是靠流氓起家的，没有巴黎公社流氓，也就没有共产主义之说；没有流氓就没有共产党。所以，共产党也一直在讲自己是流氓无产者，或称自己为流氓无产阶级，的确，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流氓史，充满了卑鄙，阴谋，自私，暴力与破坏。

充满流氓卑鄙本性

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也曾说过“无产阶级”为“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腐化的部分”他们贫穷而无牵无挂，阴险而狡诈，自私而贪婪，冷酷与凶残，善于投机取巧，擅长破坏钻营等待。

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就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武装起义，以杀人暴力而开始。而十月革命，苏联共产党更是以暴力革命起家。共产党是从前苏联传入中国，而前苏联共产党也是绝对邪恶的。

共产共妻，听起来以为是个笑话，让人认为不可能相信是真的，然而确有其事，这一点从历史传单，小报上亦可查到，当时有许多姑娘被红军强奸，还堂而皇之地宣称为：又共产了多少女人！简直是流氓成性。有个东北人回忆说，苏联红军在东北时每天都喝得醉熏熏的到处强奸妇女，有时公开破门而入，为了不让自己姐妹被奸污，很多人就把浓度很高的酒精里搀上水给那些流氓喝，让他们醉倒不省人事。苏联红军在东北没干人事！

前苏联共产党老大哥一旦得势欺压人民的这种流氓习性传到中国共产党时代时，就更是将流氓习性发扬光大了。在农村，有些人抽白面儿把家败光了，共产党来了，明知道这些二流子是有钱自己糟蹋没的，也把他们划成“贫下中农”、成为革命的力量，而有些农民平时只吃窝头咸菜，把省下的钱一点点地都买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时不但把这些田地给分了，还把那些丈夫还健在的地主富农的老婆、儿媳和未婚的女儿强迫分给了贫下中农，把她们当商品一样给送了人，竟然让人家夫妻分离，这就是共产党的“共产共妻”！一位山东人说他的姥姥、舅母和几个未婚的姨都被分配了，后来分到他姥姥的那个农民发了善心说：“你有丈夫，我知道你不情愿跟我过，你走吧！”而他的舅母是自己偷着跑出来的，可千辛万苦找到她丈夫时，他竟无情地以贞节为名把她赶出门去，这是她的错呢？是谁把她给共产了？那几个姨都是有文化的，分配给了不识字的贫农，整天生气、哭闹，有一个因此而早逝。

共产党从“打土豪，分田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打砸抢到开枪镇压，中国共产党上台后，又培养了无数的大小流氓，贪官污吏；从以前的“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到以后的“打人民，分国产” ；长期的政治运动，使广大老百姓生活贫苦，还要受官吏们的敲诈勒索，有苦无处诉，有冤不能伸；而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大小流氓们，却利用权利，大量侵吞国家资产，公饱私囊。暴力成性。

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什么“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宣扬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确地应该称作流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那次运动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使多少知识分子和善良的人民遭殃。使多少无辜百姓生灵涂炭。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使中国老百姓至今仍处于敌对状态。使得有着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古国永远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祥和！人们到商店购物或乘公车，一出门就会生气；大街小巷骂人，打人现象也屡见不鲜，漂亮姑娘嘴里的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流氓成性的共产党统治将人们的善良的品德破坏殆尽。

阴谋陷害 死无对证

用阴险毒辣的手法整人，害人是流氓共产党的惯用技俩。在共产党建国初期，北京有一个高官看中了一位富豪的豪宅，有一天说中央某某人请此富豪吃饭，他坐着车去了就永远没有再回来，他至死也不知道是这栋豪宅要了他的命！ 更惨的是为了让他的家属搬出去又给他按了个汉奸的罪名，过了几十年，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被运动得死去活来的家属只希望能给他平反，不要再跟着受牵连，可是共产党没有错，怎么能认错呢？为了满足一个流氓无产贪官的欲望，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张志新，她只是在党小组会上给党提出几点建议，并没有反对共产党，结果不但把她投入监狱，而且多次毫无人性地将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铐在背后，投进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即使来月经时也不放过，终于使她精神失常，就是这样，临处决时，由于担心她呼喊口号说出真象，监狱当局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不施麻药动刀切开了她的喉管......

到了1989年，已经有产有枪的流氓无产者下令在天安门广场对无辜的“六四”学生开枪，杀害那么多爱国青年学生，事后却用严格控制的新闻媒体来欺骗天下，欺骗老百姓说“没死一个人”，就为了这句话，失去独子的丁子霖和中共抗争到底，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中共为使其阴谋得逞，不惜捏造事实，栽脏陷害；把「六四」冠以“反革命暴乱”至今不肯平反。

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监狱内更是装满了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勇士；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抗苛捐杂税的善良老百姓；或是不与流氓同流合污的正义之士，张志新的悲剧正在他们身上重演，共产党的流氓打手们把中华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禽兽之冠 流氓头子江泽民

以禽兽之冠，流氓头子江泽民为首的共匪对法轮大法及其学员的迫害，其邪恶程度足以令其流氓祖宗汗颜。为了不让人们了解真象，无数大法书籍被烧毁，再以惯用的一言堂的手法，造谣诬陷，编造谎言，封锁网络，欺骗世人。这场邪恶的迫害使千千万万的佛法修炼者被抓，被打，被劳教，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进行折磨；在流氓头子江泽民“打死算自杀”的教唆下，到目前为止已知的就有195名学员被活活打死，更有许多学员被逼离家出走，无数家庭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有女学员被强拍裸体照片，被流氓警察强奸等时有发生；流氓头子江泽民为首的共匪政权使中国已经极度衰弱的道德与良知更加岌岌可危；它将中华民族子孙推到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对精神修炼最大，最残酷的迫害，真是罪大恶极、绝不容恕！

虽然江泽民们在人世间逞凶一时，但毕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次对法轮功的迫害让人们更加认清了流氓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以江泽民为首的共匪那不可一世的垂死挣扎不过是其发出的最后哀鸣而已！

共匪头子江泽民终于找到了亲爹，续上了家谱，原来流氓就是共产党的老祖宗！

再论共党本质：为何年均数百亿美金漂出国门

【人民报消息】中华民族的老祖宗说“耕者有其田”。现在中共统治下的人民有什么呢？ 流氓是共产党的老祖宗。从巴黎公社开始就是以暴力、破坏、掠夺起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国家不是由两手攥空拳的流氓无产者发动和掌权的，可是当共党一有了天下，并不是遵循“有劳有得，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原则，而是“有劳无得，多劳少得，不劳巨得”，越来越富的是共产集权，越来越穷的是人民。

中国资本外逃形势严峻 年均数百亿美金漂出国门

中国引以为骄傲的吸引外资的成绩，水份很大，而大量的外逃资本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着引资的净值。如不有效防范该逃资恶潮，将引发严重金融危机。

是引资大国，也是逃资大国 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大陆自1994年起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引资国。仅“九五”期间吸收的外商投资就将达到2900亿美元，较“八五”同期增长80％。外资已成为大陆经济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就在外来资本源源不断涌入大陆的同时，国内资本也在加速实现外逃。所谓资本外逃的定义，是指一国居民出于安全动机、避税动机或其他动机而将财富转移到本国政府管辖之外的行为。它是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明文禁止的资本流出活动。20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中国大陆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外逃资本的规模较小，而且国门紧闭，连一般高官们也以为只有中共生活得最好，每年只有几亿至十几亿美元；9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经济开放程度的越加扩大，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和社会繁荣巨大地冲击着中共，使特权阶层贪婪的心急剧地扩张，资本外逃现象日益浮出水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共产党的老祖宗巴黎公社是小打小闹，现在中共孙子辈的有了权力就可以大打大闹，权力越大的更是特打特闹，典型例子就是江氏家族，象江绵恒原来只是个普通留学生，在美国连个名牌大学都考不上，好容易混了个博士头衔回来，什么成绩也没有，连一篇有价值的论文都写不出，竟然当了中共科学院副院长，成了泱泱大国的国家领导人，不但如此，在短短几年里成了中国的第一大贪官！人们不应该抱怨中共，因为它就是流氓起家，不让中共继承流氓共党祖宗的衣钵让它继承什么呢？共党打天下时是一夜之间从无到有，现在执掌了天下，还是一夜之间从无到有，江泽民的官衔不是一夜之间从无到有吗？江绵恒的官衔不是一夜之间从无到有吗？江绵恒的钱不是一夜之间从无到有吗？共产党没有变，从有这怪胎的那一天起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1995年大陆已是世界第八大资本输出国。除了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以外，还存在大量灰色的资本外逃。1993年至1996年，每年的资本外逃数额均在100亿美元以上。

另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估计，1997年从大陆外逃的资本约为200亿美元。1998年更多，据樊纲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测算，当年中国大陆外逃的资本在480亿美元左右。而北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则估计，1997～1999年中国大陆外逃资本额分别为364亿、386亿和238亿美元。

由于资本外逃在大陆对外经济运行中是一个“黑箱”，要准确统计其具体数额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透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从中不难看出国内资本外逃的严峻现实。因为从国际金融角度来说，一国的“误差与遗漏”规模应当是有限的，而且随着统计技术的不断改进，“误差与遗漏”的数额应该呈逐年缩小的趋势。

但是中国大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据大陆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1989年大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仅为3.3亿美元，1994年疾升至98亿美元，1997年更是高达169亿美元。1982年至1999年的“误差与遗漏”项目累计达到130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吸收外资总额的35％。而据中国银行资深经济师王元龙分析，中国大陆历年的外逃资本金额肯定要比同期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大。

目前，中国大陆已成为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俄罗斯和阿根廷的世界第五大资本外逃国，这种现象之所以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主要是由于大量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入，转移了人们对国内资本外逃的注意力。

哪些资本急于外逃 就目前外逃的国内资本来看，主要有三类：一类是通过贪污、受贿、寻租以及出售国企等手段侵吞的国有资产；另一类是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获得的巨额财富；第三类是通过合法经营积累的私人资本。前两类资本的占有者是担心非法所得放在国内不安全而设法将其转移到国外；后一类资本的所有者则是担心合法财产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保护而向国外抽逃。

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权力阶层及与其有千丝万缕的人利用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漏洞和法制的不健全，从中攫取的非法财富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统计。以价格与利率双轨制来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某些主管机构从两种价差中获得的利润数额每年高达1000亿元，其中大约有70％的利润被转移到个人手中而成为私人资本；而国有银行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利差制造的“租金”，据吴敬琏先生估计每年亦有上千亿元人民币，某些有背景的人通过做贷款生意几个月之内就成了千万富翁。

此外在房地产炒卖风潮中也繁殖了数量可观的大小富翁。至于通过走私而聚敛的非法所得则更多，如轰动全国的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中的主犯，其通过走私而转移到香港的非法资产就高达近百亿元人民币。

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先后诞生的百万富翁数以百万计，亿万富翁也不在少数，极大地改变了大陆社会阶层的结构。而其中通过合法经营致富的不到一半。这些暴富者，不仅拥有占全国居民存款总额40％以上的金融资产，而且还把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不动产或存入私人“地下钱庄”。随着近年来国家对金融监管的加强以及反腐力度的加大，这些不法资产的占有者感到把钱放在国内实在不安全，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将其转移到国外。

据分析，国内资本外逃的主力军就是这些不法资产的占有者。在外逃的国内资本中，也有一些是由于合法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而选择外逃。客观地说，在大陆现有的法律环境下，合法的私人财产尚不能得到很好地保护，私有财产被无理侵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因为共产党的本性就是不劳而获地掠夺他人的财产，所以当它掌权之后，更是要以“革命”的名义把他人的变成自己的。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担心有一天资产、人身遭遇不测，于是纷纷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求得自保，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开天窗”。据民主建国会北京经济学院支部和中关村试验区支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资产总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主中，向国外抽逃资本者已占三成以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呈上升趋势。

资本是怎样逃出去的 大陆资本外逃途径五花八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4种：

1、假投资、真外逃

这是大陆资本外逃的最主要形式。近年来，大陆企业掀起了一股对外投资的热潮。据统计，目前在海外投资的大陆企业近万家。其中部分是为了开辟国际市场，拓宽经营渠道，如海尔、春兰、康佳的海外投资战略即是如此。这对大陆企业真正走向世界，提升国际竞争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法人却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再通过适当渠道，将国有资产变为私人财产。

保守估计，80年代以来，仅从大陆流往香港的资本就在500亿美元以上，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经由国家审批的。大陆的非法外流资本已成为香港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在欧美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据海外华人反馈回来的信息，近年来，欧美各国陡然增加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商，而且出手往往都是大手笔，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 可以断言他们的资金来源和输出管道基本都不合法，为什么这么绝对呢？因为没有资本根本无法做生意，即使你再有头脑也没有用，而资本从哪里来呢？从银行里来！

1998年10月19日至29日，朱熔基在中央金融工业会议上说：“一个中央级干部，一个批示，一个口头承诺，就能贷款十亿、百亿元，一个部长、省长、书记，一个批条、一次电话，就能借出十亿、二十亿、五十亿；一个已经离职的高级干部一次电话，一个批条就能贷款从几亿到百多亿！”江绵恒在国库贷款仅一次就是二十五个亿，高层做生意的都知道贷款就是白拿的代名词。 这些钱都是百姓的血汗钱！生意做成了，赚的钱是自己的，少量的作为红包给银行领导、有权贷款的人，赔了是国家的，变成呆账、坏账！

按中央内部披露银行烂帐一万两千八百六十亿，银行资金已被贪官们挪用去炒外汇，炒地产，炒股票中丢光。国有四大银行不仅资不低债，还把民间储蓄，用于放贷，五万亿人民币存款又一半成了烂帐两万五千亿(实际上老百姓存的钱已被烂帐蛀空)。

1999年5月在中央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会议上尉建行沉重的宣布：“199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合人民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八亿元，其中10%，高达八千五百亿人民币被党政干部中的贪官贪污，挪用，贪走了！”

中国企业即使不算众多的亏损企业，只算营利单位，全年净利润绝达不到10%，全国人民辛苦一年，创造的价值全部给贪官拿去都不够，还要倒贴！经济专家指出：(由于贪污，挪用)，97年为0增长，积压库存产品八十四亿。(由于走私破坏) 98年为负增长，积压更增13%。却层层虚报，胡吹什云5c98年增长7。5%，99年增长接近8%，欺骗全世界。97年外汇贮备一千四百亿，朱熔基说，能动用的只有四百亿。98年初，外债一千五百亿。国库已被盗空，是个空壳，仅靠外资支撑，三十万家外资，港资，台资已占中国总出口的50%，中国就靠吃这笔出口税混日子！

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看，到目前为止，大陆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还不到100亿美元。 这些外逃到海外的资本，往往采取分业经营，利润高的业务由私人公司来做，利润较低甚至亏本的业务则由国有企业来做。如果有赢利就中饱私囊，如果亏损了就算是投资失误或经营经验不足造成的。

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成为大陆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他们内外勾结，沆瀣一气，使某些贪污腐败分子能够把非法所得堂而皇之地转移出境，然后进行分成、再投资，变个花样落入个人腰包。如果主管部门派人去查，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编造几个亏损的理由来对付，要想彻底查清几乎是不可能的。

2、高报进口，低报出口

这是以外贸渠道进行资本外逃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一些企业与外商串通，在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时，高报进口价格，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境外进口商，再从其手中拿回扣，将非法所得留存国外；或者与国内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相互勾结，让其代为购买设备，然后低价作高，共同分赃。而在出口环节中，由于国家近年来为鼓励出口，采取出口退税政策，一些企业趁机大肆压低出口商品价格，或者采取合同发票金额低于实际交易额的做法，一方面换取国家退税，另一方面使应收外汇资金减少，将多余部分留存境外而达到资本外逃的目的。

3、逃汇、套汇、骗汇

1997年7月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受周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影响，也有对人民币贬值的议论和心理预期，大陆部分出口企业公然违反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规定，推迟出口收汇和结汇，或收汇后不是按规定将其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而是把出口货款私自存放境外搞投资，或者存入离岸银行账户而未汇进国内；有些企业则以提前偿还外债本息、支付进口货款的名义，通过各种方式套取人民币货款，购买外汇。实际上并未提前付汇，而是将外汇资金滞留境外进行投资和投机。更有甚者，与外商勾结，以外商逃债、毁约、拖欠等形式，应收的外汇不收回来而是分成后转移到个人账户上；或以出国旅行为由从银行进行频繁的小额骗汇后将资金转移出境。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官员透露，近年来由于套汇、逃汇和骗汇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上百亿美元。

4、扮成外资外逃

由于大陆对外资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许多国内的中资企业为了享受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也为了方便资本外逃，往往采取与自己在境外的中资企业进行合资的办法，合资企业的出资额实际上都由国内的中资企业垫付，然后将利润以外资收益的名义汇出。或者以合资企业的名义对外借债，资金不进入，却以还本付息的名义向外付汇；一些境外的中资企业也如法炮制，将应汇回境内的利润，以外资名义向国内再投资，将应属于国家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境内外不法分子通过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不仅成功地实现了资本外逃，同时还造成了大陆吸收和利用外资的虚假繁荣景象。近几年，虽然大陆每年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都在300亿美元以上，但其中约有80％是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资金，来自欧美和日本的不足20％！许多所谓的外商投资只不过是国内的资金经由香港等地再“回流”国内，以享受外商投资的特殊待遇。而这些身揣国家资财，扮成海外华人的不法分子，却常常受到各地政府官员的夹道欢迎。除了上述4种主要的逃资途径以外，国内资本还常常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实现外逃，如以非贸易支付的方式，通过向境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咨询费、培训费等名义，向外转移外汇资金；或者采用蚂蚁搬家战术，将外汇资金以境内居民汇款的方式，多批次汇出境外而实现资金转移。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准确地说，是非共产国家，一般是不会发生资本外逃的。大陆由于处在经济转轨阶段，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不完善，防止资本外逃的“软硬件”尚不具备，从而给资本外逃预留了较大的空间。如过去那些来历不明的外汇之所以能够通过合法渠道卖掉，就是借助于外汇调剂中心。当初大陆设立外汇调剂中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境内外商投资企业调剂外汇余缺提供便利渠道，不想却被一些国内企业和个人用作资本外逃的重要途径。而海关、银行、外汇局之间缺乏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不但使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而且没有这些单位掌实权的人与之内外勾结也是干不成的。

当然，大陆资本能够“顺利”外逃，更离不开中共腐败分子的“密切配合”。以厦门远华走私案来说，其主犯赖昌星长期疯狂走私，并将数十亿黑钱转移至香港，就是在厦门海关、银行等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完成的。赖昌星本来就是个无钱无权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一个农民就能搞远华走私案这么大的案子来吗？不能，没有那些“无利不起早”的共党开绿灯，没有中共的腐败和贪婪，哪里会有赖昌星！直到如今赖昌星依然过着富豪的生活，他还得感谢共党的贪婪和掠夺！

日益猖獗的资本外逃，不仅造成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削弱了大陆经济发展的后劲，而且动摇了人们对人民币汇率持稳的预期，增加了防范金融危机的难度，甚至可能直接诱发金融危机。因为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币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币的需求。如果持续外逃导致汇率持续下降，必然制造恐慌，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资金外逃，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中共现在开始要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掠夺来的财产，美其名曰是立法“保护私有财产”，殊不知那不是什么私有财产而是掠夺人民的财产！江泽民要江绵恒领导网络屏蔽小组，不让人民知道真相。据澳洲广播公司1月22日报道，中国扬言要对在互联网上“泄漏机密”的人判处死刑。报道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在电脑互联网上窃取或泄漏国家机密的人可能受到死刑的惩罚。中共官方的新华社说，对于那些以“间谍手段”通过互联网或其他渠道“盗窃、获取、购买或泄漏”国家机密的人将判处死刑，或十年到无期徒刑。新华社还说，如果被告人的罪名成立，他的私人财产也将被没收。目前已知的中共网络警察就有30万，他们扰民、害民、欺民、骗民，封锁门户，还要人民出钱去养活。

共产党就是刮民党，是地地道道的土匪！中共的五十年就是血腥、暴力、屠杀和掠夺的五十年。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决定了它的本质，就继承了巴黎公社流氓祖宗的刽子手传统。无论是初级阶段的掠夺、杀戮，还是今天独裁统治的贪婪和残暴，其本质都是一样。

大家若认真思考就会发现：全世界的共产党本质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无论它们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中存活，都破坏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优秀道德传统，它们不约而同地继承了法国巴黎公社流氓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与苏联共产党的极权独裁专制，从表面上来看，它们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民族，但追根寻源，它们却是出自同一个流氓老祖宗！

部份材料来源于「万维论坛」

顺口溜：三代领导人的政绩

毛泽东翻身：把穷人变成了主人，

邓小平翻案：把主人变成了佣人，

江泽民翻把：把佣人变成了敌人。

毛泽东治国：号召群众斗贪官；

邓小平治军：命令坦克压学生；

江泽民治人：镇压民众保稳定。

毛泽东作诗：一代天骄；

邓小平作文：黑猫白猫；

江泽民作俑：三个代表。

诗三首 党喉 孤寡 斗争哲学今证

党喉

一党独喉霸视听

黑白鹿马辨不明

黎民意欲求真相

行间句外觅实情

孤寡

百万签名戏

江贼奸民意

孤家寡人心

拉人下地狱

百万签名戏

江贼假民意

作秀说列国

“人权最佳期”

百万签名戏

江贼挟民意

利诱加威胁

幼孺亦赐笔

百万签名戏

江贼失民意

众目睽睽下

“朕爱此新衣”

斗争哲学今证

与天斗，沙暴弥空。

与地斗，水患无穷。

与人斗，祸事丛生。

与神斗，岂能善终？

共产绝招：中国的死囚器官公司

【人民报消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在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囚犯的器官，现在纽约的一位医生知道了传言不幸是真的。首位谈论此事的美国医生汤姆斯·迪弗罗说，只为道出真相，非为哗众取宠。

三年前，汤姆斯·迪弗罗医生在他的检查室里开始了他的道德恶梦：一位病人刚刚移植了肾，这个买来的器官来自于中国的死囚室。在那里犯人被处决，有时往往是轻罪就遭处决，他们的器官就被摘取谋利了。

自那时以来，担任纽约大学医疗中心肾移植项目主任的迪弗罗医生，也见到六位这种接受移植的病人，她们是很典型的年轻美籍中国妇女。这位外科医师说他的病人一点也不会为从死囚身上获得器官而烦忧苦恼。对她们的这种漠然，他的心里实在难以承受而几近崩溃。

他实在无法独自承受这沉重的心理负担，于是在今年一月十一日，迪弗罗医生带着这种“违反伦理道德的真正恐怖”而向医疗中心的医德委员会公布。

迪弗罗医生是第一位向公众谈及这种经历的美国医生。而他也只是在《村声》周报的促动下才这么做的。这种令人厌恶的交易在亚洲的中国人社区早就有案可查。但是到目前为止，企图证实有人离开美国本土去中国的众多死囚监牢购买器官的每次尝试，均未成功。

“实话相告，最先令我下决心把此事告知医德委员会的原因是我在照料这些病人时的不安感。我对她们获取器官的方法感到愤怒，而且我很难把这种事实与照顾病人这两件事区别对待。”迪弗罗医生对《村声》说。

“有几位病人对器官移植的事坦率而开诚布公。他们花一万美元买了刚被处决者的器官。”迪弗罗医生回忆道，“大多数病人为不再需要做洗肾而欣喜若狂，没有人似乎会为器官来自何处而感到不安。”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购买肾的人回到美国后去了不大出名的医疗机构或者通过中间人所推荐的秘密医疗渠道接受术后医护。迪弗罗医生的病人经由大医院推荐。“病人回到美国的家里后，不知道怎么办。并不是每个接受器官移埴的病人都能得到移植专家的医护。我已见到一些状况转复杂的病人案例。迪弗罗医生说。

在医学界所有领域中，器官移植大概是最令人感到又苦又甜的。移植的器官是拯救生命的礼物，它虽然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终止却又为另一个生命打开了生存之门。而对于赤裸裸的器官买卖，几乎从事器官移植的所有外科医生都会憎恨这种交易。美国的1984年联邦法规定，出售器官是一项重罪。而当时的参议员高尔正是此项法案的主导者。出售器官可导致高达五年的监禁和五万美元的罚款。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已被执行死刑的犯人都不准捐赠器官，即使是免费的也不允许，除非是在特殊情形下捐给家庭成员。

中国每年处死的犯人人数世界第一 在中国，人权团体说，公民由于一些非暴力的犯罪如接受贿赂、盗用信用卡、小规模的逃税或偷了整卡车的蔬菜而被判处死刑。持不同政见者也有被处死的。中国大使馆官员没有对要求评论的请求作出回应。但在过去，中国政府一直否认提倡为营利而进行器官买卖交易。

迪弗罗医生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辩论中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辩论很热烈也揭示了许多事实，但底线是我们照料求助于我们的病人，不管他们的语言、种族、经济或社会背景如何。尽管我可能发现他们所做的应该受到指责，我仍然有责任以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去照料他们，这就是我做的事。

但是，迪弗罗医生不愿意让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因为我把愤怒发泄到来找我帮助的病人身上并不恰当，我开始想我把问题的根本、即中国的贩卖因犯器官的底细公布于众，这样做会好得多。这就是使我进一步追究这件事的起因。”他说。因此，他就向社会公众公布了此事。

美国本土的人权活动者多年来一直在寻求这种突破。把中国死因的器官非法卖给美国居民的交易是“我们知道一直在进行中但无法证明的事。”一位美国调查员说。他为著名的人权斗士吴弘达倡建的劳改研究基金会工作。此基金会是为中国被强迫劳改者而命名的。

联邦调查局在1998年曾与吴弘达合作进行一项运作，目标是逮住两位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的器官做非法交易经纪的嫌犯。吴扮做一位阿鲁巴一家肾移植诊所的董事会董事，找到了王成勇和傅兴其两位男子。他们不仅安排病人飞往中国去找肾，还走私角膜，把角膜冷冻后可保留数周，到国外贩卖。此案后来因一位主要证人逃离美国，拒绝回来作证而撤销。劳改研究基金会也发现一位医生以器官经纪人身份在美国出版的中文报纸上登广告，但是却没找到具体的证据。1998年，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了一位男子的位于洛杉矶几处办公室，联调人员说此人曾出示过他的器官中介人身份，但并不清楚此人的阴谋是否促成任何器官移植。

当劳改研究基金会的调查员被告知美国的一位医生正在公布他的经历，她指出(此人要求不透露身份，否则她在中国无法开展工作)，此时揭开此项内幕的时机很是关键。现在正是中共政府进行又一轮周期性的“严打”──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时候。仅在四月份就有超过400人被处决。她说，在前一次严打中有4000犯人遭处死。

据国际特赦组织报道，在平常的一年中，中国处死的犯人人数比世界上所有国家处死犯人数的总和还多。在1999年，据该组织统计，经过确认的处死的人数就高达1263人。而该组织是通过中国为了宣传而发表在政府官办的报纸上的报道的收集获得此项数据的。

“那是为了阻吓罪犯、阻吓和控制整个社会”这位调查员说。这种方法名为“杀鸡儆猴”。

调查员还说，枪决犯人常常是一批批执行的，尤其是在节假日的前后。这 一周，从周一开始的劳动节假日，中国医生们认为是取得器官的极佳时机，但最好的时机还是在农历春节的时候。大约百分之七十做器官移植的医院是军方医院，这些医院与刑事系统有最好的关系，而且在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场。来自病人的购买器官的钱就分给那些提供接触犯人身体途径的人。医院甚至在法官宣判拥有合适器官的犯人死刑后给法官付小费。她说：“那钱从下到上分给所有的官员，法庭官员、监狱的管理人员、医生、医院所有与此有关的人。”

劳改研究基金会报道，有时在同一天同一家医院会有几十例手术同时进行。这些病人都基本上是没有预约的病人。中国宣布在二十年内已进行了25，000个器官移植手术。但是却没有说明多少器官是由死囚身上摘取的，多少是来自于车祸死难者或活的器官捐赠者。

中国劳改制度的强迫劳动一直是这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种财源。对犯人的惩罚并不一定随着那一枪击中犯人的后脑而中止。犯人的家属被迫支付那子弹的钱。在不到二十年以前，一种抑制免疫系统从而可防止接受器官移植者的身体对新器官排斥的药物CYCLOSPORINE被引入中国，然而，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劳改营已转变成为经营死囚器官的公司。

魏京生，这位哥伦比亚大学人权中心的人权推动者，在1998年6月4日的美国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和政府改革监督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当他身为死囚犯时，一个卫兵告诉他，“几乎没有例外。先给犯人打麻醉，就象杀猪一样……我们用布把他们包起来，再把他们带到行刑的地方。无人在乎他们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而且，魏先生还说，他通过一位二十岁的同狱死囚犯人的合作，证实官方违背犯人的意愿摘取器官。那位姓张的年轻犯人与魏约定，假如他看到配有摘取器官装备的医疗组在等着他被执行死刑时取他的器官，他就大喊：“我没有病，我不需要医生。”假如没有看到这些情形，张就象其他被处死的犯人那样喊叫。

经过了一长段时间的沉默，张传来了信息。“我第一个反应是满足感，知道这个证据已证实了官方非法摘取器官的事实。但这种感觉马上就被另一种感觉代替了。”魏先生对国会的委员会说，“我第二个感觉是心头非常沉重，明白这位年轻人用了他的生命记录了一件难以置信的罪行。假如我没有机会把这罪行告诉别人，假如我没有机会争取制止这种罪行的继续，那么，我必须向这个年轻人道歉。一直以来，我深深体会到这种责任感。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恶行。”

吴弘达在劳改营里度过了19年，他也曾在国会作证。他的劳改研究基金会指出，枪击犯人的子弹的用法反映了器官的市场：枪击头部，说明肝脏有人要，枪击胸部是因为需要眼角膜。国际大赦组织也报道一种在中国已得到接受的毒药注射方法可用来处死犯人而不致伤害关键器官，也可用来模糊生和死的界限。

他们给年轻的不吸烟的囚犯作血检和医疗检查来评估囚犯的器官是否与正在到来的病人相匹配，调查员解释道，法院再随后确定行刑的日期。

中国的犯罪延伸到美国 早在中美间谍飞机事件爆发以前，西方阵营就在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个逐渐崛起的超级大国。魏和吴把器官交易公布在中国的人权展示台上，而此展台早已被监狱劳工、童工、强制流产、对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和西藏民族精神的迫害这些罪行的指控所占满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对香港自由的令人寒心的压制以及时不时地对台湾进行武力恐吓实在难以消去华盛顿的反感。商业利益团体努力用帮助中国获得永久最惠国待遇，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和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方式把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关系，那么在迪弗罗医生公布了爆炸性的已涉及美国本土的中国的罪行的事实后，现在那些商业利益团体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就要难得多了。

突然，那个曾经仅仅是一种都市传说，一种远方世界的科幻恐怖故事，一下变得非常真实，而且就在这儿，纽约街头。人权活动者说，假如此事在这儿可以发生，那么在北美其他成大城市，从波士顿到旧金山、到温哥华、到洛杉矶都可能发生。

中国政府在1990年公布了“使用死者或死刑犯器官条例”，声称犯人作为器官捐赠者，必须事先征得本人同意或其亲属同意，除非尸体无人认领。人权活动者对此宣言只能苦笑。他们说，犯人常常是不允许和他们的家人联系，执行死刑后没有人去认领尸体，囚犯的器官被摘下后尸体马上就火化掉了。政府还要求从事器官摘取的医护人员秘密地操作，“外科手术车不能带有医院的标志；医生在刑场不能穿医院的工作服装；摘取器官时必须有警卫看守，尸体必须在器官摘下后马上火化掉。”

试图找到器官来源的人权组织也许可以把手术的日期与同一城市执行死刑的日期相对照。但这办法并不一定可靠。尤其是政府已有所选择地公布执行死刑的记录。劳改研究基金会说那些为中国政府帮腔的医生们宣称不准接触器官捐赠者的家庭成员的规定，不允许他们告诉病人器官来自何处。

器官交易使类似迪弗罗这样的医生感到十分愤怒。“我认为这是严重违犯人权，而且这种做法与器官移植界所向人们宣传的关于器官移植的做法相关太远。这种做法根本没有用合适的方法得到捐赠者的同意。我认为犯人并没有给予捐献或不捐献器官的选择权，这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观点。”迪弗罗医生这样评述。他还说：“中心议题是没有经过本人同意而摘取器官，并把人体器官当作一种商品。”迪弗罗医生甚至没提他压根就对死刑持保留意见。

中国官僚买卖死囚器官谋取暴利 劳改研究基金会的调查人员同意这一点，“很明显，那一切都是为了钱，因为如有人能付额外的费用，他们可能会把行刑日期提前，或者安排在以后。”她这样说，“那些付得多的，能得到更好的治疗。”她举了一个案例，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病人，当他的钱用光后，就不再给他用反排斥的药，而眼睁睁地让他死了。

人体器官的走私贩卖的经济潜力巨大。病人由于洗肾的技术可以仍然生气勃勃地活下去。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换肾来延续生命，除非到了洗肾的不方便和不舒服已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迪弗罗说，他的病人“显然感到洗肾比用这种方式得到新肾要难捱的多。”

对病人来说，肾移植的费用比一生靠洗肾的费用要便宜得多，悲力普洗肾中心主任、纽约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中心主任安德鲁·杰克斯·纽西医师说。悲力普洗肾中心和纽约大学医学中心都与中国城的古物尼尔医院有合作关系。悲力普是一家公立医院，因此接受所有的病人。许多纽约的生了病的移民，最终都到了这里。“我们把它叫做悲力普特快车”。纽西医师讲，因为病人一下飞机就从机场直奔这里。此医院不但被指定为总统和外国来访要人看病的专属医院，该医院还提供多种翻译服务。

悲力普是纽约大学医疗中心的附属医院，是向迪弗罗医生介绍那些接受中国犯人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接受移植的病人必须由医生医护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那些从死囚身上买到器官的病人最终必须在美国医院寻求治疗，在美国此项费用可由公家支付。迪弗罗医师说他的病人用政府的保险支付抗排斥药物。

尽管在悲力普医院病人带着来历不明的移植器官不会遭到医院拒绝提供医疗服务，那些等待在美国国内器官移植的病人必须是合法的美国居民。即使那些合格的等待者，等器官的时间会非常长。根据美国器官分享联合网的数据，在美国，现有七万五千人在等着做器官移植。此机构是与美国卫生部和人源服务部签约的全国器官收集和移植的大型机构。

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那些患者才有可能在今年得到器官，该团体在三月份报道。纽西医师说，移民们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有时宁愿回老家看看而不愿在此重新安置、归化美国公民或等待。“我们碰到过有的病人突然在洗肾中心不见了，后来却带着新的肾回来了。”他不知道谁会专门去中国的死囚处得到肾。他还说：“想起在地球的另一边有着专业同行做这种事，真感到心里烦乱。”

南森·汤普森医师也说：“我们有的病人不顾我们的忠告而去了，做完器官移植回来了，我不知道他们从那儿搞到的器官。”

另外一位悲力普医院的内科医师格劳德·费兰努娃医师把一位美籍华人妇女转给了迪弗罗医师。她接受了死囚的肾。她还患有肝炎，成为被转到纽约大学医院的复杂病例之一。费兰努娃医师是在与迪弗罗医师谈过才明白她的新肾的来源。她说：“我们都曾听说过这种事情，但当第一次你真的见到了这种事，真能把你吓坏。有些事情我们也读到过，但当你见到时，仍会让你大吃一惊，我觉得我们不会吃惊的。”

迪弗罗医生说，医生们每天看许多病人，实在没时间细查病人的历史，尤其当语言成为一种障碍的时候。医生得到酬金不是让他们去与病人争论对他们的指控。我认为向她们挑战牵涉到器官移植的伦理道德，并不会真起什么作用。而且，我们只是在诊所门诊时间见到她们，在这三个小时中我们可以看五十个病人，可没时间用来作冗长的伦理讨论。”

大多数接受为此篇文章而采访的医生们都同意，大多数那些器官并不来自中国。在一些掌握此项医疗技术的贫穷国家，象印度，有着兴旺的黑市器官交易市场，由活人心甘情愿地出售器官。迪弗罗医师说：“我认为这种事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伦理上，都应该受到谴责。”“如果有受谴责的程度划分，那么中国应该获得最应该受到谴责的，因为他们剥夺了死囚的可以拒绝的权利，摘取死囚的器官来获利。与那些穷到绝境的贫困的器官出售者不同的是，中国死囚器官卖得的钱，受害者或他们的家人是一个子儿都见不到的。”

几乎每个有器官交易的国家都有法律禁止这种器官买卖。印度和日本是属于那些在过去的十年中当器官交易上升时颁布禁止器官买卖法律的国家。在美国，如果在美国本土收取费用安排病人飞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是犯罪行为。但是，就如同与毒品的斗争一样，许多专家认为唯一真正解决器官买卖的方法是满足需求。人们需要通过人道的方式尽快得到器官，接受采访的医生们提出了几种想法。

最方便的方法是让更多的人在生前答应在去世时捐出器官。比利时用号令人民捐献器官，要求放弃是否捐赠器官的选择而做到了这一点。医生们注意到器官捐赠卡(象那种做在驾照上的)可以在与家庭成员商讨器官捐献时增添筹码，即使这样，这份捐赠表格并不是一份合约书。家庭成员仍有最后的决定权。即使家属同意了，家庭成员、父母必须在他们误以为仍有一线希望的时候愿意与死者告别。

“脑死亡是很难让人放弃的一种概念。日本也只是在最近才接受脑死亡的一项法律定义。”桑尼当斯特医学中心的戴尔·迪斯特医生解释道。“一个人怎么能接受这个人已死亡的现实，他的亲人身体是温热的，心脏在跳动，机器在使他的肺部上下伸缩。他只是处在一种昏迷状态之中呀。”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亚洲的一些地方，人们保持坚定的不可改变的禁令，禁止在人去世后骚扰遗体。

但是，没人能指望中国的官僚们能逐渐放弃死囚器官买卖的暴利。而迪弗罗医生说他讲出真相只是出于自己对中国贩卖死囚器官的义愤。(完)

转自大纪元新闻社译自纽约《村声》周报长篇报导，周刊号(2001年5月2─8日)，文中小标题为编译者所加，爱力克·巴特和吕贝卡报道，原文请见 http://www.villagevoice.com/issues/0118/baard.shtml

悼词：「纪念江泽民」  

【人民报消息】 中国共产党在总书记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江泽民同志是拿大家的共产党员，七十多岁了，为了发展中国的贪污腐化，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北京。89年春上当违宪总书记，后来做三位一体的国家元首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聪明人，只有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产业当做他自己的产业，贪污占用，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要享用全国人民的财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要拥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的贪污运动，世界革命才能胜利。江泽民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共产主义国家的腐败阶级联合起来，要和古巴的、印度的、越南的、俄罗斯的、委内瑞拉的以及一切独裁共产主义国家的腐败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民主自由和公正，解放我们自己和我们子女亲戚，解放世界的贪官和污吏。这就是我们的贪污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贪污主义。 　 　

江泽民同志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不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冷漠。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现在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大工程单子留给自己，让手下去挑小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也不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特别对不起自己，喜欢吃喝玩乐包二奶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就是共产党员，而且还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北京回来的人说到江泽民，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北京香港的记者，凡亲身受过江泽民的训斥和亲眼看过江泽民的吃喝玩乐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江泽民同志是个官僚，他以贪污腐化为职业，对贪污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贪污腐化系统中，他的贪污和行乐技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胆小如鼠的人，对于一班鄙薄贪污腐化技术以为不足道、怕遭正义惩罚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我和江泽民同志没见过一面。后来他也没有给我来过许多信。当然也没有回过他一封信，因此还不知他究竟贪污了多少。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彻底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自己的人。一个人胆量，权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无耻的人，一个下流的人，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一个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只有益于自己的人。

中共花谁的钱来买稳定

刘晓波

【大纪元7月2日纪元专栏】 最近，大陆政府有关部门公布：中国的私人存款已经接近7万亿元人民币，私人的外汇储蓄也已超过700亿美元，两项相加，近7万5千亿人民币，而大陆2000年的GDP才8.9万亿人民币。这说明用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高增长的政策失灵，也说明支撑中国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更提醒人们注意到金融系统所隐含的巨大隐患。大陆金融系统本身并不具有真正信誉，完全依靠政府信誉来维持，一旦出现政府信誉危机，老百姓的疯狂挤兑将使中国的金融系统的支付链条在一夜之间崩溃。 大陆的储蓄率之高为世所罕见，老百姓之所以把钱存进银行而不愿做回报更丰厚的其他投资，主要的原因决不是老百姓没有投资意识（象某些经济学家说的那样），只会存钱而不会用钱来赚钱，而是因为：1、政府对市场的限制，使投资市场极不发达，老百姓是在很少选择甚至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把钱存在国家银行里；2、极为有限的民间投资市场的风险太大，那是权贵们的天堂，老百姓的地狱，充满了歧视、欺诈和变相掠夺，没有任何商业信誉，几乎每一起集资案都是以高回报的承诺骗取老百姓的血汗钱，而政府一旦进行整肃，百姓的投资就会严重损失，甚至血本无归。3、大陆合法投资市场□□股市，也充满了违法违规的黑箱操作，散户的资金常常是有进无出，总是在被套和解套的恶性循环之中，给那些幕后操盘的人提供牟取暴利的资金。

然而，政府最喜欢炫耀的政绩就是经济的高增长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此证明只有中共才能带领人民致富，要求人民感恩戴德，也有一些御用的帮闲文化人，居然对批评现状的知识分子和表达不满的百姓说：“不能吃著人家的，用著人家的，还骂著人家。”这个“人家”显然是指政府。但是，一个公认的基本常识是：即便政府做了天大好事，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纳税人的钱，政府也是靠老百姓来养活的，好政府只不过是好的股东代理人而已。何况在中国，纳税人的钱都被庞大的官僚机构挥霍了，中国经济的资金来源主要不是税收，而是老百姓的存款，正是百姓的巨额储蓄成为银行放贷的主要资金来源，更何况，现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又用逐年扩大国债发行量和上司公司的数量来汲取民间资源。

所以，不是政府养活百姓，而是百姓养活政府；政府无权逼著百姓每天高喊“感谢党”和“感谢政府”，而应该主动向百姓致谢！而在大陆，政府不但花百姓的血汗钱支撑经济，标榜政绩，自我夸奖，还要为一党独裁政权的稳定而花百姓的钱来镇压百姓。朱熔基主张“花钱买稳定”而不赞同动不动就采取专政手段，但是必须说清楚的是，第一，这钱要花得合理合法，花得公正；第二，买稳定花的决不是政府的钱，而是百姓自己的钱。

中共80年：江泽民代表「先进文化」！

凌锋

【大纪元】为庆祝中共建党八十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六月二十一日，举办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著名专家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高级论坛」。亏得人大是人文科学的大学，这样冗长的名字，不就是繁琐哲学和假大空的代表？ 严重排挤人文科学

论坛题目来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因此「高级论坛」实际上是御用论坛，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不可以有不同意见，只是比赛谁的牛皮吹得更响亮一些。但是试想想，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先进文化」还不够，还代表「前进方向」。先进的地位再前进下去，不是到了「顶」了吗？那怎么办？是圆满升天，还是折戟沉沙？

中共是否「先进文化」和「前进方向」的代表，论坛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却唱出异调，颇使人感到意外。纪校长认为这些年来挤压人文社会科学成了社会问题，对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例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行院士制度而把人文社会科学排挤在外，只有中国是这样。纪校长还说到，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技术起到导向和支撑的作用，如果没有正确的导向和价值判断，自然科学技术不一定是第一生产力，完全可能是第一破坏力。

纪校长的这些话在目前看来很不合时宜。第一，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造成排挤人文社会科学而成为「社会问题」的，自然是中共的政策导致。这种悖离世界进步潮流的政策，怎么反而是代表了先进文化和前进方向？也就是说纪校长的一席话，否定了整个「高级论坛」的内容和精神。

第二，当前中国政坛是技术官僚当权、「形而上学」猖獗。例如庆祝中共建党八十周年，不许播送外国和古装片子和剧集，同先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大多数是人文科学出身背道而驰，这不是普通的认识问题，而是当局害怕人文科学带来的思想活跃，对「一党专政」带来颠覆性的威胁。

江泽民文化最先进

但是纪校长的建议，能够获得当局接纳，因为中国大陆第一个有幸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院士的，恐怕非江泽民莫属。君不见，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被收入中国的高中课本以后，今年五月他老人家登黄山的诗作《登黄山有感》，也被列入上海的小学课本。不久之后，他为叶利钦唱的俄罗斯民歌，同最近与三大男高音合唱的《我的太阳》，也有望录成唱碟全球发行。可见江泽民的文化，可能就是中国最先进、而又代表前进方向的文化。

原载7月2日苹果日报

中共80年：师马列 搞革命 带来灾难

金尧如 (香港《文汇报》前总编辑)

【大纪元7月1日讯】中共多年来宣称，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建立于浙江嘉兴。其实这是一个错误。 八十年代中，我去北京，见到老朋友胡绳（时任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当时他正在搜集党史材料，准备主编一本中共党史。谈起中共建党日子，他说，经过多方查证，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法租界一家民宅举行的。因此，中共建党之日不是七月一日，而是七月二十三日（胡绳此说，已见于一九九一年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第26页）。

最近，我读到中共前赵紫阳总书记办公室主任鲍彤，在北京写的一篇《透视中共□□为中共八十年作》的文章，承老朋友辗转传送与我看。

党生日不是在七一

他在该文开首便说：「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还没有中国共产党存在，中国共产党是七月二十三日才出世的。早期的中共很朴素，忙于工作和斗争，没有养成贺岁祝寿的习气。破天荒第一次过生日是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决定纪念建党二十周年，可是包括毛泽东在内，谁都忘记了中共『一大』召开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就只好把七月的第一日定为中共的生日。本来，一个政党，它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只取决于它的活动，跟它的生日无关。本来，任何公民……没有义务去记住任何政党的生日。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英国的保守党、工党，谁知道它们的生日？即使一无所知，对学生的体魄、品德、智力、照旧一无所损。」

智者斯言，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中共出世后的工作和斗争及其是非与好坏。

首先，按照「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出世和成长是全赖苏联的「共产国际」的催生和哺育。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后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该文中，他还强调：「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所以，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称「马列老祖宗」。毛泽东在晚年常说，我死后上天去，不会去见玉皇大帝，要去见马克思汇报工作，也报个「三七开」吧。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开始搞「改革开放」时，在内部说话中说：「我们可不能忘了马列老祖宗啊！」意思是不要丢了马列老祖宗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不错，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俄共兼「共产国际」领导人列宁曾派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两人列席会议，并传达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神圣指示，决定中共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进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

看来，中共接受「共产国际」外国同志的指示所建立的党纲，完全是「外行」，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完全没有为当时中国的国家建设和人民利益想，也没有任何打算。当时在中国，只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且处于军阀分裂统治和列强分割领土的状态中。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于萌芽幼苗状态，孙中山先生所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当时正在努力保护和助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发展，实为国计民生之大事。

引进马列实大错误

然而，反观中共的纲领，在外国同志的指导下，却要首先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照此办理，全中国既没有资产阶级及其私营工商业，还有甚么无产阶级？还有甚么工业生产？还有甚么商业买卖？还有甚么社会经济？还有甚么人民生计？中共政府还有甚么可做的？

所以，从中共当年请进马列老祖宗，用马列主义来革中国之命，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错误，也是后来在中国造成一连串的错误，并给人民带来一连串的灾难之根源。

原载《苹果日报》

中共将成中国发展的绊脚石

苹果日报7月2日社论

印度裔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是少数为中国以往的计划经济体系说好话的经济专家。在近作《Developmentas Freedom》（《发展就是自由》）一书中，他指出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迅速发展不能只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年代作出的多项重大社会改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普及化、改善基本医疗服务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社会改革（Socialre forms），到中国投资的大企业才有大量有基本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的劳动力可以雇用，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图：中央须放弃极权统治，才令中国走向现代化。 基层薄弱难现代化

Amartya Sen又说，不仅中国，其他在战后崛兴、经济有长足进步的亚洲国家如韩国、台湾同样经历了类似的社会改革才达至今天的成果。

Amartya Sen并不是唯一选择评价中国的计划经济的学者。已故的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自传《黄河青山》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中国近代史以来多次变法、维新都不成功，根源来自中国的基层社会组织薄弱，形成不了现代化的架构、机制，以至资本、人才都不能有效累积。因此，他认为中共建政后打碎原有的社会组织，重建新的社会机制可能是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推动力。

这两位著名学者都是独立研究、卓有成就的学者，他们对中共治下的成绩的评价当然有可参考之处。事实上，中共建党八十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股极重要的力量，也是中国大陆的当权者，如何评价及考察中共的功过，它的历史角色是一个持续不懈、长期的工作，不能由官方判定，更不能以简单的甚么「七分功、三分过」或「七分过、三分功」来画上句号。因为只有坦然面对、反省历史的民族，才可能还清历史的债务，避过历史的惩罚。

中共进行有益改革

我们也同意Amartya Sen及黄仁宇先生所提的一些观点，就是在中共治下的确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社会改革，其中普及教育与改善基本医护服务大概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认为没有后来的开放改革、没有后来打破束缚企业、个人的大锅饭制度，这些社会资本并没有用武之地，中国仍将是一个千头一脸、毫无生气的均贫国家。只有在七九年开放改革、逐步恢复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及创造力后，中国才真正换了面貌，成为今天生气勃勃的模样。因此即使中共真的如Amartya Sen所言为经济发展奠下了一些资本，但它的重要性远不如后来的体制改革大；而体制改革后取得的成果与其说是中共的功劳，不如说是千千万万勤劳向上的中国人的成就。

更重要的是，中共推行的社会改革代价实在太大了。伴随社会改革而来的极权政治不仅扼杀了好几代中国人的自由、权利，更令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大动荡、饥荒，单单是大跃进那一回所导致的饥荒，就导致数以千万个的中国人活活饿死。像这样沉重的血泪代价、人命代价，即使社会改革有一点点的成绩也是弥补不了的。

发展经济放弃极权

正如Amartya Sen指出，印度跟中国几乎同步发展，改革的步伐虽然稍慢，但由于民主及资讯自由，印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中国那样的大规模动乱，更没有重演独立以前饥荒频仍的惨况；由此可见，即使真的要推动社会改革，中共的那种极权制度、政策还是不必要的。而中国若真的要在经济发展方面再上一个台阶，中共更需要放弃它的极权统治，给予个人、企业有更多发展的空间及自由，不然中共只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

八十中共 贪荣娼盛

【人民报消息】中共成立八十周年，经历了在野党到执政党的历程，一九四九年建国之前，中共以艰苦奋斗精神赢得了民心、夺取了政权。然而，随著执政日久，党内腐败问题不断浮现，尽管近年中共力促反腐倡廉，但揭发的腐败案，却是一件比一件触目惊心。令江泽民不得不把反腐败，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画上等号。 太阳报报道，7月1日，中共在北京举行建党八十周年庆祝大会，总书记江泽民在大会上□重论及党内严重的腐败问题。他更首次公开表示，共产党员要「经得起权力、金钱、美女的考验」。官方新华社稍后发出的新闻稿则将「美女」改作「美色」。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如此高层次大规模的会议中警告「美女」带来的祸害。

坊间讥讽入党可致富 贪荣娼盛

据统计，中共党员人数已超过六千四百五十一万人，占内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二。内地自八十年代初实施改革开放以来，贪污腐败的问题愈演愈烈。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诱因，就是当年学生不满中共内部腐败、官倒问题严重而爆发学生运动。在六四事件前夕，大学区内便流传一份中共高官子女的名单，揭发他们如何纵容自己的亲友和子女，利用手中特权做生意，发国家的财。

然而，六四之后，中共腐败问题仍无法得到解决，且愈反愈腐败，先后揭发出多名高层官员涉及金钱和女色腐败问题。坊间更讥笑，当今社会是贪荣娼盛。要饭票必先有党票，入党成为发家致富的捷径。

近年大贪污案均涉美色

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内地中共党员涉及的贪污腐败案件，绝大部分都有「美色」牵涉在内。

涉及的人物上至党、政、军要人，下至企业领导。最广为人谈论的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就是利用色情控制党员干部参与犯罪的典型案例。

目前逃亡加拿大的厦门远华案主角赖昌星，在案件被揭发前就利用人性弱点，以性作为拉拢高官的手段。赖昌星在厦门兴建「红楼宾馆」豪华私人会所，专用来招呼他要行贿的官员干部。

「党和国家领导人」贪图女色腐败写成禁书

赖昌星除了提供物质上的奢华享受，最重要的还是利用美色来引诱他的目标人物，要他们一一跌落他的圈套。红楼宾馆内安排了搜罗自全国各地的美貌女郎，据事后一名被判刑的中共党员表示，里面的美女令「无论那一个男人走进去，都无法脱身」。

赖昌星在宾馆房间内秘密装设偷拍设备，将在宾馆内与美女鬼混的每一位高官干部的丑行拍摄下来，作为日后要挟这些党政军要员参与犯罪的「护身符」，不少高级官员就是在犯罪证据被赖昌星掌握的情形下，被迫继续参与赖昌星的走私犯罪活动。

用「性贿赂」方法来达到目的，何止赖昌星一人。湛江海关集体走私案主角曹秀康关长，就是因受到港女走私犯张猗所提供性服务而泥足深陷，闹至身败名裂，最后因贪污受贿被处决。

党中要人如官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最后因渎职被判刑十六年的陈希同，在私生活上也同样与女色分不开关系。陈希同和北京副市长王宝森「共同腐败」的情节，还被编成一本传记，但只能在海外流传，国内禁止发售。据称陈希同当年的情妇何平，也曾经是王宝森的情妇。

而前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更因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期间，因收受情妇李平的贿赂，包庇李平获得房地产开发特权而被判死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因贪污被处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清除共党，才是真爱国

【人民报社论】昨天我们曾经登载过这篇文章，可能有些读者想「真爱国」但不接受「清除共党」。 这一点也不奇怪，现在50岁出头的人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受的就是共产党的教育，人们常说：“我自己骂共产党行，但外国人骂不行，他们一骂，我的民族自尊感就腾的上来了，马上要和他们干一场。”

记得有一首歌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词中说：“共产党它一心为民族，共产党它一心救中国，它带领人民走向光明．．．．．．”，我们对照歌词看看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为民族吗？是一心救中国吗？它带领人民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

远的不说，芳林小学和石家庄爆炸案，中央是如何处理的？法轮功问题是如何处理的？恶警告诉法轮功学员：“你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行，炼法轮功不行！”这是人说的话吗？恶警随意强奸法轮功女信徒，还强制地给照裸体照，这是人干的事情吗？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制止？因为直接下令的是党中央主席江泽民，直接指挥的罗干竟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绑架海外华人的曾庆红是一心要谋杀第四代接班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天大的笑话！流氓、畜生当道，这样的党还留它干什么？ 只有灭掉！灭掉！灭掉！

中国共产党是进口的伪劣产品

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一个最伟大的文明古国。而中国共产党不过只有短命的几十年历史，所以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中共垮台了，中国依然存在。中共是舶来之货，没有继承一丝一毫的中华优秀文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进口伪劣产品，而且进口的还是巴黎公社流氓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与苏联共产党的极权独裁专制，它转而用来迫害和镇压中华儿女，破坏中华文化与历史遗产。中国共产党正是抹煞，破坏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历史的罪魁祸首，现在走到街上、在车站，火车上等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强迫民众骂法轮功，践踏法轮功创始人的像，不骂不踩者立即带走，教养或判刑，这还是人呆的地方吗？

镇压法轮功已经两年了，江泽民封住了真理的声音，党中央多少人都向制造动乱的魔王党主席江泽民弯下了腰，唯有法轮功创始人的真弟子挺直了脊梁，经受了难以想像的酷刑！两年来，这个党里有人站出来制止江泽民的邪恶吗？没有！为什么？怕自己遭殃！ 魔王和恶鬼们至今仍人模狗样地坐在主席台上，拼命吞噬着民脂民膏。

共产党在几十年的倒行逆施中，彻底地让中国以及世界人民看清了其邪恶本质，眼看要被最后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又生一计，妄图用宣传爱国做幌子，转移广大人民对摇摇欲坠共产党政权的极度不满。扔掉一块爬满蛆虫的腐臭烂肉，空气才能新鲜，打垮了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才能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才能活得象个人！中共不是中国，爱中共不是爱中国！那么到底谁爱国谁卖国？到底什么才叫真正的爱国？

★ 爱国是热爱中国的悠久历史！

★ 爱国是热爱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

★ 爱国是爱中华文明！

★ 爱国是爱中国人民！

★ 爱国绝不是爱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双手沾染中国人民鲜血的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是破坏中华传统与文明的罪魁祸首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暴力的斗争史，与中华民族温和，善良，谦虚，忍让等传统美德极不相符。与中华民族历史正相抵触。自它一出现，就用一次次的各种政治运动迫害中国人民，破坏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破坏传统道德观念；就连老祖宗也都不放过，从圣人孔子到历代明君，都要一一拿出来批判，还要批倒批臭，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圣贤之君曾被共党歌颂过，而其他国家都会将自己国家的明君作为民族历史英雄来崇拜，如美国的华盛顿，林肯等。

不仅如此，中共还将老祖宗的坟挖开，靠向外国出卖中华文化遗产、国宝来赚钱供自己挥霍。不但一边靠挖祖坟赚钱度日，还一边将老祖宗批倒批臭，真是十足的流氓行径！

中共不但挖祖坟还把地上的能卖的都卖了，换来的钱除了自己挥霍就是送给那些在联合国替中共举手支持迫害中国人权的小国。 最近几天，西藏拉萨不断传来一个消息：布达拉宫内所保存的、7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灵塔的灵堂内的“未来佛”佛像和宫内“里嘛”殿堂里的其他古佛像，已经被江泽民政府拆卸、包装，准备秘密运到上海。在此之前经过上海运到香港、日本东京等古董市场上拍卖的、来自布达拉宫和西藏的其他各寺庙里的非常珍贵的宗教文物，已经给中共创汇达800亿美金。

如今以无德无能的流氓头子江泽民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内镇压老百姓，欺压，欺骗，屠杀人民；压制一切言论自由；贪污腐化，假公济私；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对外一边奴颜媚骨，出卖国土；一边阳奉阴违，狼子野心；全世界人民早已认清其邪恶本质。它已四面楚歌。

如此，黔驴技穷的中共政权，又企图用爱国一词来转嫁危机，以维护其岌岌可危的政权，完全为一己之私。它从根本上否定人们对传统文化与宗教的信仰，因而，共产党是真正反社会，反人民的，是反传统，反和平，反人类的；它是国际国内最不稳定的因素；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只有清除这个大毒瘤，才可将中华民族解救出来，才是真正的爱国！